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论复社主盟张溥的影响和意义

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张溥逝后,因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其面目逐渐模糊起来.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其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创立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对明末文坛和政坛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三,张溥为明末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四,张溥通过广泛的文学交游和多产的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复社的演变历程新论

明末复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组织。根据复社内部自身的变化与崇祯朝政治的联系,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兴盛期,从崇祯二年至崇祯六年,包括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三次大型社集,复社主要是开展社事活动,参加科举考试,科考上的成功使复社声势广大,蓬勃发展;分化期,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四年,复社卷入政治权力的漩涡,先后与温体仁、阮大铖等展开斗争,社事活动只是小型、团体、局部的社集,复社内部政见分歧,力量出现分化;衰亡期,从崇祯十四年至弘光元年,随着北京城破,阮大铖的继续迫害,南京城破,复社走向衰亡。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东林、复社“朋党”观念论说

明末党争激烈,东林、复社深陷其中,时人目之以朋党.东林党人在欧阳修等前人朋党论的基础上展开议论,阐述了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并从道德层面辨析了君子、小人结党的不同基础与本质差异.而“小东林”复社诸生则在较前辈东林党人更深刻和细致地探讨了朋党问题,并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其中侯方域将造成党争的原因归结为君主政治,并将兴国的希望寄托在在野生员身上;夏允彝则对东林、复社的党派之争和门户意识提出批评,认为东林、复社与阉党一样都该对明王朝的灭亡承担责任,并提出调停之议;黄宗羲则坚持君子、小人泾渭分明,不具备调停的可能性.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民初产遗民对晚明历史的文学表达——以《淞滨吟社集》为中心

淞滨吟社是民国初年周庆云、刘承干等人模仿宋元之际遗民吴渭的"月泉吟社"在上海创办的一个遗民诗社.1915年刊刻的<淞滨吟社集>涉及的内容颇广,其中以吟咏晚明历史最为详细,主体思想倾向表现在对弘光帝的骄奢淫逸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为代表的贪功、腐朽官僚集团的愤慨与嘲讽;对弘光王朝诸臣之间不团结的义愤;对大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党争的关注;对以史可法等为代表的忠贞、节义之士的赞颂;对离乱社会的女子,尤其是身份低贱的宫女、妓女的称颂等五个方面.淞滨吟社为代表的民初遗民对晚明历史的文学表达,呈现出了明显的遗民之思,其积极性和消极性是互存的.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张居正改革对晚明党争及文人结社的影响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 ,其负面作用促就了晚明政派党争和文人结社的进程。即 ,一方面 ,由于受相权膨胀、专制肆行及言路阻塞的束制 ,阁、部之争演变成了党派与宦官势力的角斗 ,言论自由的回拨 ,又催促了党争的激化 ;另一方面 ,严酷的政治环境 ,使许多落魄文人无可奈何 ,只好远离政治旋涡 ,退而结社 ,觞咏酬唱 ,致使晚明文风亦为之大变。     

试论晚明外交中的“佛郎机情结”

明人"佛郎机情结"是中国传统外交模式遭遇葡萄牙人强力挑战、西方商业殖民势力长期租住中国领土行将造成尾大之势以后,晚明朝野对佛郎机问题敏感、困惑、内心焦虑的一种反应。它因对葡外交之伤痛经验和传统华夷观念的双重作用而产生,突出表现在对佛郎机问题无法释怀、不断检讨对葡政策的成败得失以及借"佛郎机故事"警示对欧外交等方面。晚明"佛郎机情结"不仅左右着明代中欧关系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推进。     

现代中国的“腐殖质”：超社逸社的思想遗迹

超社逸社是民国时期活跃于上海租界的清遗民诗社。政治上,这群诗人忠于清廷而拒斥民国,参与了颠覆袁世凯、张勋复辟、筹建伪满洲国等重大政治事件。文化上,他们秉持保守主义的立场,追慕古人,守护传统,参与了一系列文化工程。诗学上,他们宗尚宋诗,鼓吹同光体,隐然与新文学相抗衡。总体而言,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但其中又蕴含着现代的因子,而且,他们“腐”而有“用”,以一种纡曲的方式,滋养着现代中国的文化生态。     

论晚明“闲赏”生活美学意境的营构

晚明“闲赏”文化高度发达,文人们极为重视“闲赏”审美意境的营构,突出地表现在经由种种“长物”的存在,以及“物”与“我”的互动交感、“物”与“物”的相称相宜,开启出一种美学生活境界.其中他们要表达的,是一种刻意疏离、抗拒“世俗世界”的士人的生命情调,以此作为避祸全身、修身养性的生命据点.然而,在追求精神超尘绝俗的同时,他们又留连于世俗享乐中无法自拔.清逸高旷意境的营构是晚明文人的理想,也可以视作他们对自身的一种精神规约.     

作为审美范式的“小品”之建立

明代中后期,“小品”一词开始在各类文献中大量出现,而最先赋予“小品”以文学意义的,则是王纳谏编选的《苏长公小品》一书。自此,小品以选本的方式进入了文学史的视野。继之而来,晚明出现了一系列的小品选本,这些小品选本以“小”的四个审美标准,对前代各类作品予以三个向度的创造性“品”评,从而建立起小品的审美范式。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试论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

所有的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所谓复古——革新的变化也是其中一环。所有的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七子派相对公安派而言,是被扬弃的对象,但相对于台阁体来说,他们也是文坛的拨乱反正者。所有的新只有相对于旧才能凸显其价值,公安派"独舒性灵"的口号正是由于纠正了文坛剽窃、模仿的弊病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复古派的论调没有革新派的观点那般激昂、富有活力,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却是合适的、合理的。而被视为"先进"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活动的年代,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每一观点的产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需要,而某一观点的沦落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必然。晚明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处于这样一种扬弃的过程中。     

“三社联动”与社区管理创新：江苏个案

“三社联动”就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阶段,“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依然存在社区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社区队伍专业化水平偏低、市场力量介入不够等问题。完善“三社联动”社区管理模式,需要建构“行政、自治组织、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结构,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加强社区与企业的联系。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儒学的“慎言”与基督教的“戒谎”——早期耶稣会士中文论著中的“言”及其对晚明社会的适应

先秦儒学倡导木讷寡言,基督教则力戒以隐瞒事实真棚为主要形式的谎言。晚明来华耶稣会f在沟通和揉合这两种不同的言论观时,依据其既定的适应策略,挖掘和突出共同点,淡化分歧点,尽力使基督教戒谎思想带上儒学的色彩而易于为中国人所接受。不过由于在耶稣会士的宗教使命与其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当涉及到神父们自身的道德践履问题时,戒谎信条便面Il缶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