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思想评析

“外须和戎 ,内须自强”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 ,李鸿章理智地看待弱国外交 ,把“自强”作为外交根本至计 ,把“和戎”作为实现自强的一种手段 ,这是符合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 ,是近代外交的明智之举     

评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象李鸿章那样长期办理外交、签订大量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因办外交而深受时论的攻击和后人的贬斥.梁启超说:“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谤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不但关系到对李鸿章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本文拟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进行概略的分析,以求教于大家.     

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为李鸿章走“红运”泼冷水

建国以后被骂为大买办、大卖国贼,“文革”中被比作“走资派”的李鸿章,在那个时期无疑属于彻底打倒的历史人物。到20世纪80年代突然交了“红运”:学术界开始给予他某些方面,例如经济思想、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业等活动予以一些肯定,后来逐步在对外关系、签订条约等方面也作出较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些表明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与进步。但是到了1985年以后,李鸿章大走“红运”了,一些人对他的表扬逐渐加码,到1988、1989年达到了顶峰。他     

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

郭嵩森以近代著名外交家闻名于世,其外交思想在近代史学研究中褒贬不一。偏重于他主和外交思想的,就会认为郭嵩煮与李鸿章是一丘之骆,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买办外交官”;强调他向西方学习、主张佑行西法的,则认为郭嵩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甚至达到了早期维新思想的高度。如何客观评价郭嵩赛的外交思想,对于全面把握郭嵩煮思想的整体性极为重要。一、超越“华夷界线”,主张开放．主张向西方学习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观,指的就是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原则和方针。千百年来,在封…     

试论日本对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后四十年地位最显赫的汉族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政治人物。日本是中国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两国近代关系的序幕。李鸿章在领导洋务运动时,其思想深受日本影响,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中,日本也是他的主要外交对象。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讨论会综述

李鸿章,合肥籍清廷要员,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近日,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暨省历史学会等数家科研学术机构发起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其桑梓之地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李鸿章的家世及淮系集团的兴衰,和李鸿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在经济、文化、军事和人物综合研究等史学领域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评析姚传德随着我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现代化方面，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卖国贼”、“刽子手”等，变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０。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至今未能实现民办工业化、民主政治化—一这一近代化目标，导致对李鸿章思想的评价，...     

试论广州钦差大臣制度的形成及其终结

<正> 广州钦差大臣制度在1844年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清政府“置外务处理远离京师”的传统政策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应用和延伸.面对西方炮舰政策的压力,清朝统治者尚未能有意识地运用国际政治生活规范来处理对外事务.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其试验阶段就呈现了许多局限性,难以适应中外关系日益尖锐复杂的新局面.故在其实施十五年之后,清政府就不得不明令裁撤,代之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而,让两广总督例兼钦差大臣头衔,主持全国五大通商口岸的对外事务,特别是授之以在特殊情况下具有“便宜行事”这种近似于西方全权代表的权力,在客观上表明清朝统治者已改变了将西方国家视若朝贡国的一贯看法,从而在对传统外交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了通往近代外交体制的第一步.     

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以海战为中心的中日军事大对抗，中国方面的枢纽人物自当首推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者。早在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就与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分头设局办厂，制造船舰，催生“中国海军萌芽”①。70年代，李、沈同受光绪帝之命，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1879年冬．沈氏去世。从80年代初开始，“海军之规划逐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②。当时他的目标很明确：“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分之所以谋创水师不…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

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独特现象.除了总税务司大搞“业余外交”外,海关其他中高层洋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外交.英国人包腊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深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1872年出任粤海关税务司.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他参与了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包腊参与中国外交的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由此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简论

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郭嵩焘探求“应付之方”,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主张,试图改变中国屡屡受制于人的处境,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对此作系统的探析,有助于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外交,了解其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思想历程。 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是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此时,郭嵩焘对侵略者只是满腔义愤,尚未悉心考察对外交涉这一重大问题。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的失败,列强的侵…     

李鸿章与清末遣使驻外

<正> 遣使驻扎外国京城,这是近代国际司空见惯之事,并早已成为世界各独立国家走向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促进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对于这一流行数百年之久的国际惯例,其反应显得相当的迟钝,迟迟不能接纳.直至1875年马嘉理事件的发生,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的一再吁请下,清政府才决心行使《中英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权利,派遣使臣往驻欧美和日本等国。(一)在西方,人们往往把运行机制健全的外交制度的形成,视为近代外交的开端.而驻外使馆的设立,又被视为近代外交制度形成的两大标志之一。欧洲自经历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以后,各国先后设置了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外交部,确立了常设驻外使馆制度。外交活动开始成为     

论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

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是他办理外交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基于他认识到国家实力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决定因素，也立足于他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局势的清醒认识和急盼中国拥有实力。为此，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完整纲领，试图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因此，他的“外须和戎”思想包含着一定的爱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妥协投降的卖国思想     

叶名琛与广东外交

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1846年任广东布政使,二年擢巡抚,1852年10月署理两广总督兼负责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旋实授,直至1858年初被俘。道咸之际,两广总督衙门是清政府兼理对外事务的唯一机构,叶名琛主持广东外交达五年之久。 对于叶名琛广东外交的评价,薛福成借“时人”之口写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这番话,流传甚广,至今仍被认为是对叶名琛的真实写照和对其外交的权威评价。     

李鸿章与“球案”

1871年,台湾牡丹社人错杀漂至台湾的琉球人,引起中日争端,日本趁机派员驻琉球代办一切外交事项,并于1874年大举进攻台湾,迫使清廷缔结中日《北京专条》,造成清廷在中日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1875年6月,日本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前往琉球宣告琉球改制,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清政府的一切臣属关系。此举引起中国朝野轰动,史称“球案”。“球案”发生后,清政府根据琉球国王的求援,基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琉球的保护义务,同日本进行多次交涉。与此同时,清廷朝野各抒己见,出谋划策,围绕“球案”与诸国对华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在“球案”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手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李鸿章“利用外资”的再认识

过去,史学界对李鸿章,多持否定的态度,并把他“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活动斥之为“对外依赖”、“卖国求荣”。对此,我不敢苟同,陈述浅见如下。 李鸿章“利用外资”的主客观原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地方上崭露头角的李鸿章,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镇压太平军起义。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已居高位的李鸿章出于对“自强”的憧憬,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用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又打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