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现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质

在近现代中国三大文化思潮中,作为保守主义色彩相对较重的一派,现代新儒家旗帜鲜明地以传统的儒家思想和精神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源头活水。现代新儒家的理论,更多地以形而上学的理路阐扬儒家思想,在明确地以承续儒家之＂统＂为精神抱持的同时,又蕴涵着相当浓烈的现代诉求,从而呈现为既充满矛盾却又有其一贯性的理论形态。     

再论曾国藩——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

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首先必须充分分析中国儒学的发展阶段,本文建议分为"四阶段"。"近代新儒家"属于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借鉴中外新儒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新儒家重新定义,并确定曾国藩是新儒家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曾国藩的新儒家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必须分析曾国藩新儒家思想产生的前期背景。曾国藩的新儒家以回归原始儒学为核心体系,将原始儒学"学以致用"的思想发扬广大。因此他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包括了十大内容。提出儒学四科,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重新解释"理",以"礼"实践"仁",以"法"惩罚犯罪;提倡原始儒学的民本思想,实践儒家的爱民主张;打破官方儒学的专制思想,坚持民主管理任人唯贤;倡导原始儒学的科学精神,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忠诚为天下倡,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经世致用"的始终;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略论现代新儒家的五四观——以梁漱溟、唐君毅、余英时为例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还促进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课题的变化,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对这场学生爱国运动之评价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新儒家开创者梁漱溟主张以法律方式规约学生的爱国行为;新儒家第二代唐君毅立足传统文化,坚决反对五四运动;新儒家第三代余英时则对之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评析。三人观点之差异,表征着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新儒家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复杂心态。     

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探析

现代新儒家自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之后,至今已有80余年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换,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怎样区分现代新儒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综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轨迹,能够看到他们的思想在每一社会变革时期都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他们所注重的学术观点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分析变化中的不同时代特征,能够看到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趋向,通过考察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又能够解决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     

现代新儒家的教育观

现代新儒家秉承其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其哲学上的先验性格和文化上的民族性格,极其强调教育的民族性,以道德人本主义作为教育理想。他们更加重视教育的人文价值和本体价值(即目的价值),反对教育实践中的"科技至上"、"重理轻文"等唯科学主义倾向。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现代新儒家的人际和谐观

建立一个人际和谐的社会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国历代思想家持久探索的主题。现代新儒家立足本土资源,在广泛汲取我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种种矛盾和冲突的人际和谐思想。尽管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愿望是善意的,但其在传统与现代的拿捏中仍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道德对知识的胜利--现代新儒家思维方式论衡

通过对西方哲学的理性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性理概念的有意识勾连,现代新儒家建构了一种道德的知识学,一方面高于西方知性层的知识学,"护住"中国哲学道德心性的主位性,另一方面却足以成就西方知识学之实,"开出"科学与民主.从这种道德对知识的胜利中,可以见出现代新儒家的良苦用心,但亦显现出与其良知的傲慢结伴而来的混乱.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儒释道三教与唐初政治

唐初统治者立足于社会政治经济所采取的兼容并蓄、一切皆可为我所用的灵活务实的宗教政策,一方面为唐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儒释道三教为排次第,积极向政治靠拢,又相互借鉴,各教的世俗化日渐明显,儒学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并进一步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基本完成,道教也空前发达。     

简论早期儒家文化因革观

在早期儒家看来,不仅个人是文化大背景下生活的个人,而且整个历史、社会也始终是文化因革损益的历程演绎。这种认识,事实上也就是对文化发展规律及过程问题给出的答案。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早期儒家文化因革损益的观点,并且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揭示了此一观点的现代意义。     

论元初"以儒治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在金元之际提出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 ,在忽必烈时代开始形成 ,其间蒙古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虽以儒学为主 ,但较为混杂。从元成宗始到仁宗这一时期 ,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施行 ,元初“以儒治国”思想趋于成熟化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的深度探究--评杨怀中教授《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杨怀中教授《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是近期我国深入、系统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又一部精品力作。该书开辟了从科技文化视角跨学科研究科技伦理学的新学科生长点,廓清了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尝试构建了科技进步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系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加强科技伦理建设的对策建议。     

儒家思想制度化的启示

当代社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新儒学在亚洲国家的复兴,世界范围的经济伦理主义的出现,表明早期儒家思想恰恰与现代经济潮流相和,而制度化的儒家思想对超越农耕经济的新经济形式的排斥,则是我国近代落后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是我们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体制所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儒家和谐观的现实意义

儒家和谐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论,从社会和谐的目标、秩序和谐的尺度、教育和谐的模式、人格和谐的要求、天合人谐的原则诸方面发掘其现实意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