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与重构——基于赣南G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建构,是结构化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策略化行动达到动态性均衡的过程。通过对G村公地纠纷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从“合约型产权”向“利己型产权”的结构性转换。在“合约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落公地纠纷依托村落传统规范及村落成员权的界定得到化解,村落公地总体上处于“祖业权”范畴内。而在“利己型产权”的实践阶段,村民通过在不同的场域对不同产权规则有选择的挪用,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需依托“强力占有”的原则。由于农民土地产权认知在“道德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场域中徘徊,村落公地产权的界定陷入合法性紊乱的悖论,导致了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脱耦。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实践中,需要合理界定不同土地产权的属性,进而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重建农村公地产权制度的共识。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实践与村级组织权力运作逻辑——以山东省Y市北村为例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是一种包含农户、村级组织、国家等行动者间关系的结构.产权实践是相关行动者建立稳定关系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村级组织有多种权力运作取向.通过建构和维持稳定的产权安排,村级组织可以与农户在一定的情境中形成稳定的互动关系,建构农民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信任,从而实现自身对稳定性的追求,但这也导致国家相关制度和政策的文本规定与实践的差异.     

基于异质性的集体林权改革林农获益差别化研究

以贵州省300多个林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围绕林农异质性与集体林权改革中的林农获益状况,运用统计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基于家庭、认知和行动层面的异质性,社区林农从集体林权改革中获益的效果具有差异性。社区内林农经济资本越大、林业资本越多、劳动力资本越多、政治资本越充足以及对政策的认知程度越深,就越容易从林改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和较好的效果,反之亦然。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在考虑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时,应该注意和支持社区基层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构建,特别需要关注基层利益主体由于行动能力差别而导致的获益差别化。     

资本下乡中的土地产权开放与闭合

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集中在正式的集体土地产权变革层面,相对忽略了对非正式的社区土地产权的吸纳,打破了集体产权安排和社区产权安排的自然重合性。基于国家核心产粮区的田野调查发现,集体土地产权对村庄外部主体开放后,社区土地产权仍处于对外闭合状态;而对村庄内部,集体土地产权因土地流转形成闭合后,社区土地产权不仅没有同步闭合,反而因正式的资源占有渠道固化而愈加开放。无论对外抑或对内,市场化的单向度改革难以使集体产权和社区产权均衡变迁,不利于产权纠纷的解决。对此,应遵循增强农民自主决策能力、辨别基层实践优劣成分、总结社区产权安排规律等原则,充分发掘社区产权安排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功能。     

社会界面视角下农村成员权认定的实践逻辑 ———基于湖南S 村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

村集体土地成员权的认定一直存在着政府法律政策的逻辑和乡土逻辑的争论。文章运用发展社会学中行动者导向方法中的社会界面视角,将国家干预、社区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动态互动整合起来,研究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中湖南S村如何认定成员权的问题。以户口为基础、"人人有份,机会均等"是成员权认定的基础原则,它实现了国家逻辑和地方逻辑的融合,得到了政府、社区和基层行动者的普遍认可。基层行动者利用社区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具有的文化认同、社会关系功能,推动了成员权认定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政府在维护公平正义原则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要加强对成员权问题的调节处理机制建设,而非去制定完备的标准。     

中国社区治理政策文本:一种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区常被作为宏观社会的微观窗口和国家视角的社会基层,为实践和理论所广泛探讨和发展。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如若将其作为一种刚性政策传达,它无疑只是一种制度性存在;但若将其视为一种共同行动指导纲要,它却可折射出关于中国城乡社区治理与发展的创新性光芒。培养行动主义的逻辑而非制度主义的依赖,将会为作为行动保障的制度要素贡献出具有实践理性的力量,增强作为政策文本的活力和创造力。通过对社区治理政策文本的行动主义理论透视,发现新时期城乡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社区行动环境、行动模式、行动结构、行动者、行动资源等相互作用的社区合作行动的过程。这一基于行动主义的社区合作理念及其要素,如合作模式、合作者、合作方式、合作资源等都从本质上异于或超越了传统的制度主义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层级自治:行动者的缺席与回归——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就是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所创造的基层自治体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基层自治的行动者正在经历着从缺席向回归的转移.城市基层自治体系中的行动者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自治家园)、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不同层级的自治所解决的议题是不同的.楼组自治、自治家园和业委会自治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和治理限度.以居委会为载体的自治平台是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基层治理的主体递进逻辑和物权逻辑,提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层级自治模式”,唤醒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回归,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     

基层党组织有限介入：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的当选逻辑——基于政策文本分析

作为农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关键步骤,农村社区“两委”候选人的产生备受关注。借助街道党组织社区“两委”候选人换届政策文本,勾勒出社区“两委”候选人在基层党组织设定的双重候选条件下的当选逻辑,并以fs-QCA定性比较分析法对社区“两委”候选人胜出资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良好群众基础是潜在候选胜出的必要条件,同时具备群众基础和政绩两要素是潜在候选人胜出的有效途径;仅凭借经济实力或宗族势力等资源禀赋并不能使其成为“两委”正式候选人;街道组织部门受政治稳定逻辑驱使,往往采取多样化策略减少社区选举“变数”。因此,基层党组织对农村社区“两委”选举过程的有限介入并非有损基层民主质量,相反,它使农村社区选举表现出有别于乡村选举的优良特质。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后结构主义的衍生

针对结构主义过度追求科学化的倾向,德里达力主以某种游戏性方式把结构主义的逻辑推向极限,从而瓦解结构,否定意义的确定性,这种采取从内部进行拆解、替补、颠覆的非中心化解构策略直接促发了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生,并使之成为结构主义的激进版。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解构是对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批判,这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激进批判打破了文本“单一”的解读模式,暴露出文本内部的矛盾和歧义,从而释放出文本差异化和多重化的意义。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提高效率、维护公平:产权四模式对深化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启示

回顾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主要进展,介绍产权四模式的主要观点,提出深化集体林权改革的思考和建议。研究发现,林权改革没有统一的格式,产权四模式总结了发展中国家林权改革的一些规律,可以为我国集体林改所借鉴;与其他模式相比,财产权模式对我国集体林改影响最大,明晰产权、提高效率一直是集体林改的目标;农业结构模式明确提出的市场机制可能带来产权不安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制度模式主张政府发挥产权改革的主导作用、制定法律法规巩固产权的主张对深化林权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共有产权模式提出的保留共有森林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一席之地"的主张,为减贫和乡村振兴提供思路。在结束明晰产权主体改革任务之后,应将工作重点转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巩固产权改革成果、维护农户林权利益;在推动林地规模化经营中,要谨慎推进森林资源金融化,防止出现"代价高昂的不平等";充分认识集体林权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将林改工作从工程式运作逐渐转向常规监管,加强林权管理。     

林权与地志:云南新村个案

文章讨论的内容属于森林"产权"的范围.但是这里将不从国家法的产权定义开始.相反,从一个村庄的生活世界之地志特征(topographic features)出发.基于民族志调查的材料,文章表明:一方面"村规民约"支配着地方的林权制度模式,另一方面也影响基层对国家政策规范的读解.在描述了这些与历史和社会空间相联系的地方"法"的生成以后,文章提出研究必须以直面传统与现代性相互"共度"的主动思路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国家治理,以及建构社会理论.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影响的研究进展

在广泛参考国内外有关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6个方面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影响农户营林积极性的主要成果及研究进展进行概括和评论。既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又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研究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对农户营林积极性影响的整体效应;从农户政策需求出发,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准确评价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作用下的农户营林绩效;多层次、多部门协同配合,对农户实地调查和样本选择上要注重代表性。     

伊春林权改革公共政策仿真分析

伊春林区在“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困境中,实施林权改革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政策面临着林业生产效率与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需要引入低息贷款和国家保险政策来缓解矛盾。鉴于基于主体的政策仿真方法对政策复杂性有更强的解释能力,采用基于主体的仿真方法对伊春林区改革政策进行分析,着重介绍了领域模型、概念模型、可操作模型,提出针对低息贷款政策和国家保险政策的研究假设,通过仿真模型得出林户数变化情况的仿真结果。通过分析,认为低息贷款和国家保险政策可以在提高林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但是需要付出较高的政策成本。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基层治理困境及出路探讨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公共权力作为唯一的治理空间塑造力量的局面。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基层社会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加快基层治理转型与变革,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机制与路径,是解决困境、应对挑战,促进基层治理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资本——中国“草根民主”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包括农村基层民主在内的"草根民主"建设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未能和支撑制度运作的社会资本等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文章在分析中国城乡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所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乡村民主建设必须与基于传统乡村社区互动文化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突破草根民主建设的困局。     

乡村地区社会空间建构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祠神祭祀空间“旗冶的演成为中心

祠神祭祀空间结构的考察是理解乡村社会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田野访谈、地方民间 文献(碑刻、科仪书)及正史资料的系统剖析,呈现了以龙王神崇祀为中心的社会空间“旗冶的演成轨迹: 它最初源自明代边防军屯中的“旗甲冶,属于“军事型冶国家基层区划,继而又在“清初改制冶中变身为具有特殊政治经济功能的“民里化冶基层行政区划,延至民国则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被取缔了作为国家基层行政区划的身份,从此成为纯粹的祠神祭祀空间。 围绕这一嬗变历程的讨论与以往证实的明清以降祠神祭祀空间多源于明初建立的基层组织“里社冶系统的研究结论形成了对比,揭示了长时间段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空间建构对国家军事型区划的继承事实及相关之变动,启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西北境内地域社会以祠神为中心的祭祀圈社会空间建构,既需要在动态的、长时间段的疆域史视域中特别重视国家制度因素的潜在性影响,同时也要关注国家制度与地方性、民间性因素作用关系的历史呈现与变迁。     

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来自关中袁家村的案例研究

长期以来,国家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变迁,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组织载体和制度保障,但农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主性依然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文献研究发现,对社区内涵和定位认识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农村社区建设是基于共同体意识的凝聚、还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两种演进脉络。以关中袁家村为例,从为何营造、营造什么、怎样营造三个层面切入,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改善民生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产、文、人、地、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国家规划变迁和社区自主实践相结合。指出乡村社区营造何以成功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现代社区内涵的正确理解及其功能的准确定位,其引发的本土实践体现了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互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