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基础和形式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开展对话的基础前提是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儒家思想实现了制度化,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客观形态,这样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形式便表现为儒家以独尊的地位对佛家和道家的政治、社会功能价值进行评判。而佛家和道家面对儒家的评判则在儒家的独尊地住面前对自身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对话的性质是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沟通。     

论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天道与人道依据

儒家吸取法家、道家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主从(经权)式的“独尊儒术”模式,并给出了天道与人道依据:“一而不二”、阳主阴辅、德尊刑卑是其天道依据,人性质朴论与义利两有、独尊仁义的义利观是其人道依据。董仲舒对天道与人道依据充分完备的说理论证,为“独尊儒术”最终走上历史舞台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从董仲舒在胶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对策说

董仲舒的对策年代是一个关系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怎样搞起来的大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传统的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年)对策说认为,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我曾论证董仲舒对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年)五月,证明他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后来一些学者也著文反对建元元年对策说。苏诚鉴反对建元元年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权思想和早期的独尊儒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心理探析之二

集权思想是古代政治结构和政权体制的产物，并成为大一统观念的基础。集权思想深深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体系之中，并在思想学术方面造成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情形。由董仲舒提倡，由汉武帝利用政治权势加以固化的集权思想和独尊儒术，深深地影响到民族精神与民族心理。     

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兼谈董仲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

关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历来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几种说法虽然时间相差不远,但关系到能否定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创始人的问题。本文对几种说法的形成过程、真伪所在,进行了考辨和分析,同意并证明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之说。在这之前,汉武帝在卫绾等人的协助下,已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作者认为,董仲舒不应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老的勋章,也不该戴罪魁的帽子。     

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分析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以来 ,儒家政治伦理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确立了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霸主地位。就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来说 ,以“天”为依据的政治观是其理论基础 ;“大一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中和政治论则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政治伦理发展观 ;“更化”的政治伦理改革措施使儒家的一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董仲舒“独尊儒术”功过论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就是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名言。对董仲舒的这段倡言,人们历来毁誉不一,分歧很大,尤其近世以来,否定者更居多数。显然,这不单纯是有关对董仲舒的评价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对儒学及以儒学为主干的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何评价的问题。因此,对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功过、是非,不可不认真讨论清楚。我认为,要做正确的评价,必须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独尊儒术”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二、对“独尊儒术”的功过必须做唯物的、辩证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下面就来谈谈我们的观点和评价。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思想比较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产生于同时代,然而两书的历史意义却迥乎不同。前者被视为汉初黄老道家的理论总结,而后者则开辟了“独尊儒术”的新时代。长期以来,人们多注意到《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对立,而忽略了二者之间思想的内在关系。比较两书在三个主要方向的同异,可看出《淮南子》为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确立提供了可供利用和改造的思想材料,进而揭示出西汉学术由尊道向尊儒转变的逻辑必然性。     

儒学的国教化与道家——围绕着诸思想的调和与统一

当考虑到董仲舒以儒教统一国教的提议时,很多人认为是基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事实上,他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儒家制度化模式理念,即强调儒家思想的主体性和其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兼容性。这一观念并非最早由董仲舒提出,而是来源于道家。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道家哲学家便主张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多元化学术的融合与发展。因此,在讨论儒学国教化与道教的关联时,也应进一步研究作为道家一元为主体、多元发展的学术史观之理论基础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的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无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限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     

董仲舒非儒家论

董仲舒非儒家论孙景坛传统上在坚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这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董仲舒不是儒家，其思想从本质上讲，应为术家。所谓术家，就是先秦申子、韩非、李斯等人的学派，传统上将他们归入了法家，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说董仲...     

汉初道儒融合与相争

汉初统治的七十余年间,是中国道家的辉煌时期,黄老学说成了西汉治国的指导思想。由于道家学说的博大的包容性,汉初出现了以道为主、战国以后融合各家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然而这种比较开明的文化开放政策,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禁锢政策,而遭到扼杀。并由此而影响中国政治文化二千余年。     

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道家黄老学

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体系实际呈现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结构,其中道家黄老学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借鉴了道家哲学的道论,通过重新诠解"元"概念,使其理念中的"天"开始具有本体的意义。而在对这种本体之"天"的具体阐释中,则主要借助了稷下黄老"气"的概念,他把黄岩'无为"思想探合到其儒学体系中,其理论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在表面的儒术独尊中,实际完成了中国文化两大主流儒、过二学的一次大融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

传统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都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思想专制.笔者认为子虚乌有.但管怀伦、张进认为: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并以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为基点,展开论证.笔者认为不妥.卫绾不是儒家,"罢申商韩苏张"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汉武帝时期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     

董学特性新论

在汉代学术史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可以讲是最受学界争议的。尤其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问题,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依然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基于此,本文拟对董学特性试作阐述。 （一）宗教性与人文性 在汉代,的确是一个宗教勃兴的时代。儒学宗教化、道教出世、佛教传入,都在汉代。这种历史现象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汉代社会有对宗教的急切需要,且具有产生宗教或引进外来宗教的适宜环境。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汉代经学家也热衷于构建国家宗教理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占”,“天者,百神…     

试析中国传统德治的几个特征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实践源远流长。最早提出以德治国思想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由他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经汉武时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武帝采纳后,一直成为封建帝王们治国安邦的主要指导思想,前后延续了两千     

传统文化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两个问题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它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风俗、习惯等几乎所有的角落。一、传统文化与中央权威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理论上强调最力者莫过于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思想，儒家三纲五常中的第一纲便是“君为臣纲”。自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为汉武帝认可以来，历代统治者无不将儒家宗师孔子尊为圣人，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儒家思想可以为他们倡导中央集权，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大一统思想固然是现代人批判的对象。但是，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也…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以道独尊、兼收并蓄的可能性——黄老之学在大一统国家统治思想确立过程中的理论尝试

在汉初确立大一统国家统治思想形态问题上,黄老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其所以可能需要有道和道家的独尊。“小察”与“大理”之分是以道独尊的天道依据,人欲可因论则是道家独尊的人道依据。然而理论和现实的制约使得道家的虚体式的独尊不可能成为理想的统治思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