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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对鲁迅的作品,都据手稿或初版作了认真的校勘,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版本。虽如此,但亦偶有疏忽之处。如《南腔北调集》所收《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所引录柔石狱中致冯雪峰信中的三处称鲁迅为“大先生”,刊误作“周先生”,却未据鲁迅手稿校正,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疏漏。查1961年8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选集》,三处“周先生”均作“大先生”。我又托上海鲁迅纪念馆杨志华同志,核对了柔石在狱中致冯雪峰信原件和鲁迅抄件的复制件,也都作“大先生”,可知鲁迅在撰写《为了忘却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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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鲁迅全集》日记人物注释在许寿裳夫人陶伯勤名下,出现凡六次,其中五次因《鲁迅日记》明言“季市夫人”,故归入陶伯勤名下,完全正确,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鲁迅日记》所记:“得季市信并还陶女士医药费十六元。”之陶女士非陶伯勤。鲁迅在书信、日记中称长辈和并辈朋友的妻子,不以女士、小姐相称,都是以夫人、太太称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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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海鲁迅纪念馆征集到柔石烈士致同学陈昌标的七封书信。这七封书信,经三十余年的保藏,由陈的家属转托巴金同志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同志们知道我在收集与研究柔石烈士的作品,约我一看。七封书信都未署具体年份,有的信末连具体的发信日期也没有。现经笔者就柔石烈士日记和其他手稿中事迹核实,鉴定其写作年月,并按七封书信写作先后加以编号,依次介绍其内容,以供关心收集柔石烈士遗物及研究柔石创作思想发展的同志们参考。编号[一] 信末署“六月三日”者,为1923年6月3日所写。当时柔石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已经毕业考试完毕,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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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记云:“上午以陈友生信片寄谷非”,谷非是胡风的笔名,而陈友山就是早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鲁迅日记》中出现过的“冰山”,也就是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同志。《鲁迅日记人名索引》误一人为两人,其实应将陈友生名,归合于“冰山”名下。冰山,原名彭炳盛(1910—1968)湖南荣陵人,三十年代曾用笔名冰山、柏山、侯干城、苏生等。一九五二年由部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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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及其著作的直接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珍贵文献。一九七六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鲁迅日记》,除校订了刊误外,并在书末附了《人名索引》,把同人异名,异姓同人,归合一处,按姓氏笔画依次排列,使读者检索极为方便,大大提高了《鲁迅日记》的使用效率。但亦偶有疏忽之处,或将一人分作两人、三人,或将两人合为一人者。余凡见闻所及,朝拾暮掇,略加串次,作《<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抄付《社会科学辑刊》,有不当之处,诚望匡正。半字之差误作一人《鲁迅日记》一九二六年八月九日有这样一条记载:“上午得黄鹏基、石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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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中的文尹,究竟是瞿秋白还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鲁迅日记·人名索引》不加判别,一律归合于“文尹”名下,误作一人。其实鲁迅在日记里有两种含义,有时用来指瞿秋白,有时用来指杨之华。一般说来一九三四年一月瞿秋白未去江西苏区时,《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文尹名,大都是指瞿秋白,去江西苏区后,文尹的名,大都是指杨之华。《鲁迅日记》中现在可以考定的,至少有三处是指瞿秋白的。(一)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在《鲁迅日记》中,凡是提到夫妇的,均是以男方的姓名冠之于首,如何家夫妇(见《日记》1932年9月1日),就是指何凝(瞿秋白)夫妇;伊君夫妇(见《日记》19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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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鲁迅的日记共出版了五次:一是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影印本,二是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三是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铅印重排本,四是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日记》。这对我们学习、研究鲁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两次铅印本,对鲁迅的日记进行了标点、校勘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第五次出版的《鲁迅全集·日记》则是“根据手稿参照两次排印本重新核校,并加必要的注释”,这对读者的帮助就更大,取得的成绩就更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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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记云:“得三弟妇及丰晨合照象一枚,甘日寄。”《鲁迅日记·人名索引》误丰晨为一人,其实是两个人,丰是鲁迅对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略称,晨是鲁迅对周建人的长女周鞠子的略称。周丰一,系周作人日籍夫人羽太信子所生,现在北京图书馆文献研究室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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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谈及自己的日记时曾说过:“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据统计,在鲁迅所记的从1912年至1936年这二十五年间的不足8,561天(中有断缺)的简略《日记》里,有关“银钱收付”方面的记载就有1,420条以上。如果把其中有关支出的(620条以上)条目进行一番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有六类情况:(一)寄家用;(二)还书账;(三)馈赠;(四)外借;(五)赈捐;(六)生活杂用开支等。书账:这一类是鲁迅银钱支出中金额最多的款项之一。据《日记》中的“书账”统计,在25年间,鲁迅仅购书一项开支的总额就高达13,000多元,每年平均额超过520元,月平均也在43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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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远不如他与东北、四川、湖南等地密切,但若说甘肃等边远省份始终不曾进入鲁迅的视野也不是事实。实际上,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一 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甘肃的文字实在不多。尽管著名的《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就有“第四,是阿Q的籍贯了。倘若他姓赵,则据现在好称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的话句,《准风月谈·双十怀古》中也有“礼县土匪屠城”一笔,《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中还有“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的话,《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月也有“访齐寿山,已往兰州”的记载,象这样提及甘肃的话句,在《鲁迅全集》里还能摘得出。然而以此来论鲁迅与甘肃的关系未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不过视之为低层次的关系也未尝不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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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九二九年回北京探亲期间,六月一日的日记记云: “下午……第一师范学院学生二人来。”这两位来请鲁迅到第一师范学院讲演的学生是谁?鲁迅自己未记下姓名,注者也未注释。近读《北平晨报》,始得获释。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北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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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前,在编集柔石烈士的著译系年目录时,从柔石烈士的长子赵帝江同志的来信中得悉:柔石烈士有一批遗稿(包括早年的习作、日记等),已于解放之初送赠北京的有关部门收藏。柔石烈士的次子赵德鲲同志,有一年路过上海,在叙晤间,我们也谈到了这批遗稿的下落问题。但因他们当时都忙于工作,无暇寻查。现在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查寻确实要费一番周折了。以后几经探询,才获悉柔石烈士家属捐赠的一批手稿已由解放初期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所属的编审处,移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编选《柔石选集》撰写序文的参考。一九五八年,新版的《柔石选集》出版后,这批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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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和九月八日,先后四次出现李竹齐、李竹泉和李竹庵名,《鲁迅日记·人名索引》分别列名索出,误以为是三个人,其实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北京琉璃厂云松阁主人李竹庵。从《鲁迅日记》反映出来,云松阁开始似乎只是购售古钱币的商店,后来才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开展文物和花卉的购销业务。鲁迅在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曾两次去云松阁,所买的都是古钱币。十年以后的一九二四年前后,云松阁日常工作已由李竹庵的孙子李庆裕掌管,这时鲁迅还是常去观看书画和购买文物。李庆裕在一九二五年春还亲自到鲁迅家里商议为鲁迅家中植种花木的事,并为种植了丁香、碧桃、刺玫、青杨等。李庆裕在粉碎“四人帮”后还健在,他在一九七六年十月接待吴凤岗的访问时,就谈到了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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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信集》的编者在编校、整理本书时下了很大的工夫,纠正了过去书信编刊上的一些错误,考订了一些书信的写作时间。但还有几封书信的写作时间有误,现试作补订如下: 一、第16封——致许寿裳,署“八月廿九日”,应作“五月廿九日”。这封信中说:“顷蒙书,祇悉,……《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下同) 此处提及的“《新青年》第五期”,当为四卷五号。本期《新青年》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鲁迅收到后,于六月十七日寄许寿裳。当天的《鲁迅日记》(以下略称《日记》) 记有:“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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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为今村铁研、增田涉、冯剑丞作字各一幅,徐訏二幅,皆录《锦钱余笑》。”鲁迅为友人们录写这些条幅,用心十分良苦,意义十分深远,对于我们研究鲁迅晚年的思想大有裨益。关于给今村铁研和增田涉两位日本友人作字,经过如下: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鲁迅收到增田涉来信,信上说,他有位做医生的亲戚,因慕鲁迅之名,想请鲁迅写几个字,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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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晚清谴责小说的“匡世”特点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十九世纪末,晚清文学崛起一股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一批揭露官场腐败、抨击社会黑暗的小说纷纷问世。其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是这批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为“谴责小说”,并指出它们“命意在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对于鲁迅所说的“匡世”,近代文学的研究中历来说法不一,近年来,有人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