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论选举制度与儒家伦理之同构

选举制度和儒家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核心要素。二者同构于选举社会之中,具有深刻的学理依据,实现了君主的“圣人化”、社会关系的“拟宗法化”、道德的制度化以及士民的“趋善化”,从而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序而又良性的流动,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试论《淮南子》的君主观

君主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与国家的治乱存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淮南子》在总结前人君主观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建立起自己的君主观体系。它的君主观体系强调“道”之于“治”的功用。围绕着“道”，以“治”为重心，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治在道”，即君主的产生、君主的素质、君主的统治方式。     

“优言无尤”现象探究

“优言无尤”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优人说话没有过错。先秦两汉的有关文献表明：官廷优人的职业身份是生活在君主身边的调谑艺人，进言可以借助表演的手段，其语言又有着自己的特点；优人的社会身份是音乐奴隶，和君主之间悬殊巨大，优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优言元尤”现象的产生。     

从政治分析的视角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同一性”——兼论专制政体下“道”、“势”冲突的实质

儒家虽经漫长的历史演变，却始终能够保持自身的“基本同一性”，即：始终居于思想领域的“君主”地位，始终在基本精神、特别是在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方面保持“一贯之道”。维持这种基本同一性或持久生命力的“源头活水”在于，儒家思想总结概括了宗法农业社会下生产、生活以及政治方面的最高智慧，揭示了民族文化和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母题，造成了约束转换君权的政治生态与机制，使专制君权能够大致成为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     

费希特政治哲学初探

本文通过对费希特政治哲学中自由和法律、个人和国家、民众和君主、国家和社会、理想和现实、革命和改良等重要论题的剖析,力图阐明费希特的政治哲学具有比康德政治哲学更为激进的革命性,因而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的最高发展,是雅各宾专政的理论升华。     

历史进程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理路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与“民”的范围变化和“士”阶层的兴起有关。在上古中国,由于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养民”便成为政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一环。自孔子始,重视教育,提倡“教化万民”又成为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春秋战国之际,“士”阶层的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得民本思想在现实的君主制度下,既坚持“教民、安民”理念,也形成了对君主进行规谏、监督的内涵。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核心原则“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政以民为本”,其发展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自我认识完成的。     

唐太宗为君之道的亮色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封建王朝。它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其当时的高度文明甚至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令人瞩目的一大世界强国。正所谓“国大而政大”，提到唐朝的辉煌，就不能不提及一代杰出帝王唐太宗李世民，他的“为君之道”，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推崇。唐太宗为君之道的一大亮色就是能够虚心纳谏，在这方面堪称封建帝王的典范。虽贵为君主，但深知自己绝非完人，唐太宗曾对大臣萧王禹说过：“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好弓几十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拿…     

科考制度与传统社会的“官—绅—民”结构

科举考试制度是维护英才统治的典型文化。特别是唐朝以后的科举考试制度具有明显的社会选拔与分层功能,并与传统社会“官-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探讨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以期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读史札记二则

“替天行道”解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都把“天命”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殷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武王反对殷纣王,也说自己“受天之命”。无论掌权的君主和夺权的君主,都说“天命在我”,无一例外。     

道家的公平观与和谐社会

论述了道家公平观的发展脉络、理论体系和丰富内容。天道公平是道家公平观的理论基础;《吕氏春秋》强调社会公平的关键是君主公平,法治应坚持公平原则等;《淮南子》进一步阐述了君主公平的重要性。君主要公平赏罚,模范守法。统治者还要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制度都要体现公平原则;《太平经》追求的社会理想就是公平。它肯定多劳多得是公平合理的,指责懒惰、不劳而获是一大罪过,它还呼吁要保护妇女。道家的公平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源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和社会历史基础

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易于引发误解.这一概念有它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这一过程以特定的社会历史变迁为基础:本真意义的市民社会变为君主集权制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再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不同的社会历史基础决定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各不相同.这说明,不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论唐太宗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实践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比较开明、精干的君主,是封建地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他18岁为军事统帅,24时通过玄武门政变登上皇帝的宝座,为建立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闻名于世的封建大帝国——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在统治的二十余年中,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国势强大,出现中国历史上“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     

基于礼的视角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和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形态,都有意或无意在寻求合法性上做出了努力。从合法性的视角,对礼与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认为：君主通过制礼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礼成为君主贯彻自己意志的隐喻系统和合法性建构的关键。     

从《国语》所记“箴谏”活动看西周春秋的君臣关系

《国语》有大量内容记载臣子对君主的“箴谏”活动。这种箴谏活动,是以言说的形式对君主的某项政策或行为提出批评和规劝或分析和建议。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前期的箴谏活动中,《诗》《书》和所谓的“先王之制”及“古语有之”等传统资料被用作论据,臣子据此要求君主遵守礼制,加强德行修养,以为民（贵族）服务,由此对君主权力形成了较为强势的限制和约束。而在有关春秋中后期的箴谏活动中,臣子更多的是通过对现实政治博弈的理性分析,晓以利害,提出建议,供君主选用,更多地表现了臣子对君主权力的辅佐和维护。从这些箴谏方式的悄然变化中,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政治所具有的等级贵族制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周天子权力的式微和诸侯权力的增强。     

《尚书》“朕”字用法研究

本文系拙作《〈尚书〉“弗”字用法研究》的姊妹篇。试图运用比较法把《尚书》的“朕”字进行词义比较和语法比较。词义比较说明“朕”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原初并非只是君主自称,非君主也可以自称,但在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典籍,特别是《尚书》里,很多是君主自称。“朕”与“身”同音共义,表自谦,君主自称近似“孤王”,“寡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便把“朕”据为君主自称。但在方言里还微弱地保留着“朕”的原始用法。语法比较说明“朕”作主语比作定语为多,作定语又以作及物动词后面的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为宾语的定语为主;“朕”一般不作宾语。从表数看,“朕”只表单数不表复数。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先秦与秦汉以后君主制存在重要区别。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从这个概念出发,综合考察先秦君权的实际状况、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情况)以及行政管理的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可以断定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应始于秦汉     

贾谊述略

西汉早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其学说兼有儒、道、法三家思想,这与其学术师承源自荀子有关。在政治思想上,贾谊主张：君主自身修养应实行道家的“虚静”、“无为”;君主治理民众应实行儒家的“仁义”、“民本”;君主对待朝臣应实行儒家的“阶级”、“礼治”;君主控制诸侯应实行法家的“集权”、“削藩”。在学派归属上,从批评汉初推行的“无为”政策看,贾谊不属于道家;从指责商鞅捐弃礼义,导致世俗日败而乱至看,贾谊不属于法家;从重视“礼治”,要求君主尊士爱民看,贾谊属于儒家。贾谊虽年三十三而终,但留下不少著作。不过,贾谊著作遗失颇多,至今存者仅有《新书》五十五篇,赋五篇。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