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理欲论及其思想贡献

王夫之继承了中国古代"恒产-恒心"的重视物质生活的务实思想倾向,重视人伦日用,重视生活需求的满足,主张理欲相融、互济与一致,而且更为强调理在欲中,"天理"不可能脱离"人欲"而存在。王夫之的理欲论发展了古代富有唯物倾向的"厚生"思想,为人欲正名,为生活辩护,有力祛除了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妖魔化,富有启蒙和人文精神。     

王夫之的理欲观及其时代启示--从一个新的角度看

王夫之的理欲观包含着许多关于人的需要的深刻思想。全面理解其思想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人的需要,进而树立科学发展观,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启迪。     

再辩理欲--关于理欲关系的哲学新思考

在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圣哲先贤们已对理欲间的关系与作用有着独到见解与精辟分析。关于理欲的各种学说如百家争鸣；关于理欲的各门学派也“各领风骚”。他们中有关于欲的，如纵欲说，无欲说，禁欲说，寡欲说等；也有涉及理的，如存理去欲说，理存于欲说等。及今，经过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与价值观念嬗变的洗礼，人们对理欲问题的思考似乎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惘与困惑之中。有必要对理欲间的关系与作用给以重新定位：要以理为指导，用理来规范、指引、提升欲之诉求；以欲为基本，用欲来补充、发展、促进理之升华；找到二者积极作用的最佳契合点，以实现二者良性作用的最大化，达至“共赢”，造福人类。     

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贡献

王夫之丰富的学术思想成果基于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全面的梳理、批判、吸收和转化。通过对王充和张载思想的改造,王夫之构建了他的颇具辩证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王夫之创造性地提出了富于实践色彩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通过对儒、道、佛文化肌理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历代文化教育的研究,王夫之阐述了建设纯正的诗书礼乐文化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深远意义。     

试论王夫之的人性论及其理论贡献

王夫之人性论思想很丰富,其主要的特点是坚持从唯物的立场来讨论人性,认为人性本于“气”。人性即是“生理”,人性是一元的,人性的本质是善的;王夫之还尤其突出了人性的运动性,主张“习与性成”。王夫之人性论的主要贡献一是深刻地提示了人性的本质,二是突破了静止和僵化的人性现。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王夫之伦理思想之逻辑起点与内容核心

＂性气一元论＂的人性学说是王夫之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他在批判继承传统＂性即理＂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理导欲＂、＂以义制利＂的道德主张,并将它发展成其伦理思想之内容核心。在人性论上,王夫之主张＂继善成性＂、＂日生日成＂、＂以理导欲＂等观点,该理论成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的理论先声,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对中国诗学发展的贡献

王夫之是哲学家 ,也是一位美学大师。他在诗歌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如对“诗以道情”说的深化和对“情景统一”的强调等 ,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地位     

戴震的理欲观探析

戴震以人性论为基础提出了他的理欲观,与程朱相比,他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和人性择善论的思想。这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代思想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二程理欲观与王安石变法

二程认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政府自身利益以及急功近利的现象,而且一些推行新法官员的道德素质低下,假公济私,由此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二程探讨理欲关系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他们希望能够从理论上纠正改革中的这些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程理欲观也是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反思。     

王夫之与工具理性转向

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中“理在事先”说和“理在气先”说,力倡“天下惟器”说,实现了世界观视域中由穷理尽性的价值理性向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体现了清初儒学重实学的特色。他批判“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力倡“行先知后”说,实现了知行观视域中由重知轻行的价值理性向重行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他批判“存理灭欲”说,力倡“理寓欲中”说,实现了人性观视域中由存理灭欲的价值理性向理欲和合的工具理性的转向。     

王夫之晚年思想圆融论

王夫之的思想学术成熟于六十岁即康熙十七年(1678)之后,其前、后期思想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思想重心,由"华夷之辨"到"人禽之辨";学术宗尚,由学宗程朱到学宗横渠;学问规模,由经子之学到兼通四部;著述体例,由外传引义到内传注解。     

再论王夫之的中医药学思想

王夫之的中医药学思想博大精深,造诣非凡。他继承和发扬了宋代以来儒家重医的优良传统,在医术、医道以及解剖学、药物学等方面具有许多真知灼见。其最早显示医药学才能当为24岁在张献忠部蒙难时。他之所以自号薑斋,因为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和他深刻的哲学思考;他的《诗经稗疏》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一部药物学著作;他在防病、治病等诸多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总之,王夫之的中医药学思想与其整个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息息相关,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因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继续深入挖掘,以使学术界对之具有更加完整和清楚的了解与认识。     

推敌而别致其新——浅议王夫之的《中庸》观

王夫之的<中庸>观对丰富和发展传统的中庸思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从认知理性进路出发对"中"重新界定,淡化了中庸道德的形上学的品格,凸显了感性生命实体.二、从考据学和义理学出发对"庸"进行新的解释,使"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三、以体用解中庸,克服了宋儒形而上学的缺陷,使其<中庸>观充满着辩法思想.四、从道德形上学之道与道德实践的外王事业合一的角度阐发中庸大旨,突出"中庸"本天德、成王道的重要旨趣.     

王夫之论多元文化SSCI

本文认为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中种族认同的成分很薄弱。而且他的民族思想是带有相对性的,是超越种族的文明论。在气论的哲学基础上,王夫之主张民族间应该互相包容,尊重各自文化之特质与独立性。本文从多元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王夫之的民族观,希望借此论述来突显王夫之思想的现代意义。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反程朱理学的理欲对立说,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欲观——理欲统一观。 戴震认为,理是人们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一种必然之则。他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要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     

王夫之法制思想论析

王王夫之通过对历代有关法制的评判以及吸收时代新的法制元素,形成了他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具有近代因素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构想和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成受裁”的法治社会理想,从制度层面对如何有效监督君主权力的进行探索：在对待严刑峻法、肉刑等问题上,王夫之的态度与正统的儒家别然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的是一种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提出了“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思想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王夫之历史哲学中的理、势统一性问题及其实践维度

讨论船山的历史哲学之前,需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即他如何处理“历史本质”与“历史事实”间可能的张力：先验的本质如何符合经验性的事实,亦即“理”“势”的统一性问题。有两种解决策略：一是从“势”的概念入手,通过将“时势”纳入“理势”之中,表明某些看似不合理的“时势”,从长时间来看,仍可以是合理的;二是从“理”的概念入手,表明“理”“势”在其上位概念“气”之中,具有先在的统一性。策略二结合了船山的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但并非取消了儒家传统对历史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因为我们可从其“合理性”概念中剥离出“合法性”概念,亦即从“理”中剥离出“道”。“道”在船山的历史哲学中具有确定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它所具有的“属人”特性,更是使人从历史的必然中跳脱出来。如果船山的历史哲学中具有某种目的论的话,这种目的论即人的目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