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考(1887)

谢俊美编《翁同龢集》,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的翁同龢家书,是研究翁同龢生平活动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亦是全面研究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家书系年错讹颇多,文字释读亦有误处。选取国图藏光绪十三年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有误者,重新释读、考证,请方家学者指正。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常熟市实验小学

正两代帝师翁同龢的故里常熟,有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那就是江苏省常熟市实验小学。学校始建于1907年,奠基人宗秀松女士,清末人,本县早期的女教育家,《常熟市志》、《常熟教育志》都有她的传。她原在苏州执教,于民国三年(1914)应邀返里,出任海虞市立女子初等小学校长,校址由小塔前迁到学前街泮宫,这就是实小老校的前身。2003年学校整体搬迁,新校区位于环境优美的新城区,占地65亩,建筑总面积4万平方米。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甲午战争前后的翁同龢与张謇

正两代帝师翁同龢是帝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对晚清政局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了扩大帝党力量,翁同龢利用主持科举考试的机会先后拔擢张謇、文廷式等一批中青年作为中坚。本文论述甲午战争时期翁同龢、张謇师徒二人的政治态度与相互关系以及战争对师徒二人一生的重要影响。一、翁、张交谊道合情重张謇与翁同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1876年,张謇在淮军吴长庆部担任幕僚,负责起草重要案牍,深受吴的倚重。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定叛乱。兵变平息后,日本趁机在朝鲜扩张势力,引起张謇的关注。他认为,凭藉中国驻朝兵力,朝鲜虽暂可保全,但终非长久之计。长此以往,朝鲜日后必遭日本侵略。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迈向现代化的常熟教育

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出过南方夫子、两朝帝师,8个状元,489个进士和一批文人雅士、画师书圣。十九世纪末,常熟就兴办新学,开创了现代教育之先河。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常熟教育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朴园越议》研读——评新近编校之两种翁同龢史料文献

谢俊美教授编校的《奕譞致翁同龢函稿》及《翁同龢集》,在整理历史文献汇编《朴园越议》时,无论时间考订、文本移录、断句标点,还是人物注释,都带有较大讹误。尤其将二十五封别人写给翁同龢的信件,张冠李戴,作为翁同龢致醇王的信函,收入《翁同龢集》,更是明显的学术硬伤,也影响了读者对史料的使用和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必须予以考订和纠正。《朴园越议》是研究1883—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清政府上层政治动向的重要史料,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极力宣扬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清廷也以翁曾"力陈变法,密荐康有为"为由将其革职,翁氏支持改革的新派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仔细爬梳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即时反响,可以发现,各界对其罢官原因的推测虽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视翁同龢为守旧者。这种一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氏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氏并非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新派"人物的。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     

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常熟翁氏的家族文化及当代价值

常熟翁氏家族耕读传家,读书振家,以诗书忠厚之泽传家为训,身教言传,培育价值理性,由此人才辈出。翁氏子孙走上仕途后,"总期不负圣主,不玷家声",公忠体国,勤政廉洁,翁同龢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翁氏家族文化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家学家风绵延不息,对当今文化建设、官风官德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

就反映客观真实而言,文献本身有其局限性,傅斯年、陈寅恪两位学者曾指出文献的相对价值,并强调不同性质文献对勘的必要性。本文循此思路,探究相同性质文献对读的重要性,选择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1862年在北京的日记作为分析的文本,以翁氏父子关于北京沙尘天的记载为切入点,更正以前关于清代北京年均沙尘天数10.4天的研究结果,得出年均沙尘天数为21.9天的新结论,并由此探究包括日记文献在内的诸多文献的特质。每种文献有其表达意图、选材策略、叙述偏向,还有独自的叙写法则;这些法则对文本的信息和文字风格有内在的规定。每一文献的特质,是在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比较中显现出来,孤立使用一种类型文献,有较大的风险。     

《画话》《井蛙鸣》及作为文艺家族的翁氏

《画话》是我国古代一部绘画史料辑录的巨著;《井蛙鸣》诗稿再现日常化场景的写法,近宋而远唐,代表了宋代以降诗歌的一种新走向。《画话》作者翁楚封和《井蛙鸣》作者翁苞封,成为常熟翁氏文艺家族的殿军。这支文艺家族,与翁咸封、翁心存、翁同龢一支同宗而异流,必须区别对待。研究家族或家族文学,应将五服制度视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并在总的宗族视野下,划分出不同层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     

胶州湾事件的中德外交博弈—以翁同龢为中心

胶州湾事件中,针对清朝大臣李秉衡的任用、山东铁路修筑权及铁路沿线矿山开采权、赔款及租借胶澳问题,清政府与德国展开了交涉、博弈。在此博弈过程中,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翁同龢据理力争,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某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但在德国强大武力威胁面前终究无法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命运。     

杨葆光与翁同龢的交游与唱和

杨葆光和翁同龢都是清朝末年的有名文人,二人虽然地位悬殊,却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且留下了酬唱之作。研读两人的日记及诗作,可以还原当年的这段历史,并能印证二人日记的真实性。     

《翁同龢》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诉求

从历史叙事面临的困境入手,探寻当前历史叙述回归理性的可能性途径,进而从重建历史人物的真实,营构历史情境的真实,回归真实的历史精神几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潘小平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之于当下历史写作的意义,并分析指出回归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言说走出困境的必由选择。     

想起“光绪帝吃鸡蛋”

光绪帝爱吃鸡蛋,每天必吃4个。内务府的太监们给他报账,银子34两。34两银子什么概念?按当时鸡蛋市价买两三万个没问题,以今天的物价换算,值数千元。光绪信了,怎么信的?他向老师翁同龢炫耀:现在蛋价这么高,老师你吃得起吗?翁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被胁迫说”考辨

学界曾认为1896年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是被张之洞胁迫的。本文经考证以为，甲午战后，盛宣怀被查办与张之洞根本无关，系王文韶独力保全。盛宣怀对铁厂的接办从酝酿、策划到实施有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其不仅对接办铁厂早已胸有成竹，并欲图将铁路和铁厂＂综于一手＂。在接办铁厂的过程中，盛宣怀主动争取到南北洋和中枢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得到翁同龢先接办铁厂的授意，并非张之洞一人所为。铁厂的商办使盛宣怀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盛氏也实现了一次从困境中突围而确立强势的转变。     

无事此静坐

我的外祖父治家整饬，他家的房屋都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他有几间空房，檐外有几棵梧桐，室内有木榻、漆桌、藤椅，这是他待客的地方．但是他的客人很少．难得有人来。这几间房子是朝北的，夏天很凉快。南墙挂着一条横幅。写着五个正楷大字：无事此静坐。我很欣赏这五个字的意思。稍大后．知道这是苏东坡的诗．下面的一句是：一日当两日元。     

想北平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二十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