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对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四川省63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家庭的问卷调查为研究样本,分析四川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个体特征,劳动力流动对农民家庭收支、福利及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及促进土地流转具有积极效应;对农户劳动力和土地等基本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产出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显著。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农村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的调查

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是农村反贫困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缓解农村贫困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甘肃省1 74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四个假设。针对提出的假设,本文采用Double-log模型对农户收入进行弹性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应用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工作地点和主要技能等对劳动力流动有重要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地影响家庭的贫困状况,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证明。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务工收入是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流动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缓解农村生态贫困等都有积极作用。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对甘肃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六个样本村的调查资料。在总结贫困地区致贫基本原因的基础上,运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及其相关因素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出劳动力数量、流动者年龄及受教育程度、流动时间的长短、流动的稳定性、流动区域等因素对缓解家庭贫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村缓解贫困的主要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对我国吉林、青海、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个体因素对选择外出或从事本地非农业劳动有显著的影响;家庭中人口数量及老年人数量在1%的水平下促进男性劳动力外出,女性劳动力则受到家庭中学龄前儿童数量的影响;另外,本文还重点就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个体就业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与吉林省相比,青海省民族地区乡村因素对劳动力外流造成过度阻碍,直接增加了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而贵州省则正好相反,劳动力的过度外流直接导致土地抛荒等问题,同时也造成了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人才缺失的窘境;在本地非农市场发展方面,青海和贵州省的乡村因素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本地非农经济发展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农村家庭增收致富，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基础。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首先利用A-F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资产、住房、生活水平、社会保障、主观态度八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得分进行测度，利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倾向匹配得分法实证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其次，将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佐证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社会资本减贫机制。最后，利用面板随机Probit模型从单个维度分别探究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无论流动的劳动力是否有资金汇回，劳动力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且具有稳健性。（2）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扩大其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声望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3）劳动力流动显著缓解除教育以外物质层面的贫困维度，但加剧了社会保障及主观态度维度的贫困。（4）劳动力流动增加了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家庭及中年期、老年期农村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降低了青年期家庭陷入社会保障维度贫困的概率，增加了中、...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失地农民不同群体养老保障问题探析及政策建议--以淄博市为例

城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随之受到巨大的冲击。土地征用的发生,直接导致农村人口中的老年人失去了老年生活的依靠、中青年人失去了就业领域、未成年人失去了未来本该享有的就业和收入的权利。而这三个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农民的养老保障。针对淄博市土地被征用农民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三个问题已成为农民在征地之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补偿费使用监管的加强以及征地补偿措施的创新和多样化。     

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的约束机制——社会性别视角分析

本文构建了"嵌入式"研究框架,以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特征为出发点,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隐含的深层约束机制及作用途径,认为个人素质差异属于条件性因素,直接约束了女性流动的选择,而宏观层面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通过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观层面发挥影响,是约束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突破约束的基本思路.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大学生“非转农”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高校扩招背景下,农村大学生群体成为助推城镇化战略的主力军之一。然而,近年来部分地区农村大学生精英群体的"非转农"现象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巩固和推进提出了严峻挑战。文章基于"推拉理论"深入挖掘影响农村大学生"非转农"意愿的内在机理,利用1 219名农村大学生问卷调查的微观数据,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村大学生"非转农"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从农村土地制度、征地补偿制度、户籍制度、毕业生就业制度和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破除引致农村大学生"非转农"行为的各种内在和外在诱因,实现高校扩招与城镇化战略相互协调促进发展。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与流入省吸引力的分析——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探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两大问题:一是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二是流入省份具有何种特征,将更具吸引外省人口流入的力量?基于传统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新劳动力迁移与制度变迁理论,从个体、家庭与省级层面,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离散选择Logit模型分析。结论为:有外出经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家中没孩子或孩子数量较多的劳动力、土地被征用(或无耕地)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跨省流动;某省人均收入水平低、土地面积少,是促使省内农村劳动力向外省流动的推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流动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就业机会越多且由省际距离产生的流动成本较小的省,对外省的农村流动劳动力更有吸引力。     

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

文章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关系。迁移从总体上改善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通过非参数分析,作者发现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的家庭特征差异对于迁移决策越发重要。而且,禀赋不足的贫困家庭即便有迁移行为发生,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结合对工资方程的分析,作者发现改善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有助于贫困家庭利用迁移,也有助于贫困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收益。     

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9—2013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农村劳动力转入越多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我国经济均衡跨越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过去30年,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当前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土地红利"和廉价"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不仅容易导致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会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生活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具有可持续性。文章全面分析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两种偏向,认为城镇化必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转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城镇化的"创新驱动"需要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发展智慧城市,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甘肃省十个样本村的调查与争析

近年来,劳动力外出务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流动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影响其收入的因素既具有居民收入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其特殊性。现有的研究一般以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和收入均等化理论等为基础,来分析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本文以甘肃省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调查数据为样本,试图从流动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就职行业、流动去向及工作稳定性等四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劳动力跨省转移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出于商品多样性偏好和节约商品运输成本的目的集聚于厂商集聚的地区。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NEG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流动跨省迁移的影响因素,着重考察了市场潜能对劳动力跨省迁移的作用。研究发现：市场潜能对劳动力跨省迁移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从而证明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前向联系”;地理距离对劳动力跨省迁移有弱化效应,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工资水平、就业率、边界效应对劳动力跨省迁移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难点及对策思考

为确保征地农民的基本权益,各地正在推广以土地换取社会保障的做法。从传统的就业安置模式过渡到社会保障安置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征地劳动力市场就业、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来源、新旧安置模式衔接等难题。对这些问题要进行前瞻性研究,群策群力,切实保护好征地农民的利益。     

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制度安排与利益冲突

失地农民问题实际暴露的是我国在土地制度、征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缺乏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征地过程的不合理性和非市场化是造成失地农民处境艰难的制度原因,而政府或集体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不够,是导致农民失地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关键;失地农民并不仅仅是因为不合理的征地政策而成为社会边缘群体,事实上,在征地之前,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就已经将农民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