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探析

"伊斯兰国"组织对什叶派的敌视和攻击既有悠久的历史根源,也有出于现实考虑的策略运用。"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宗教安全构成了双重威胁。在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方面,伊朗通过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对其进行打击。叙、伊两国内外环境的不同,使得伊朗在两国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存在差异。伊朗应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政策效果深受美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等域内外大国的影响。总体来看,伊朗初步实现了消除"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朗威胁的战略目标。然而,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极端势力对伊朗的威胁短期内仍难以彻底根除。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是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发展的新动向。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基地"组织的关系经历了合作、隶属、离心与自立的历史演变。目前,这两个恐怖组织为争夺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权和正统性,围绕领导权威、话语叙事和国际声誉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反映出二者关于全球"圣战"运动围绕首要敌人、核心关切和暴力程度的路线分歧与战略较量。"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双煞并立的两极格局导致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也使得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不断加深。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审慎研判"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之间合流、分立或共治这三种可能的关系发展趋向,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演进及影响

作为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外最大的分支,西奈分支源起于2011年埃及乱局之后的西奈半岛。该组织虽然在2012~2013年经历了埃及政府的数次打击,但仍然依靠其主要力量在西奈半岛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发展离不开埃及国内特殊的极端主义历史背景,同时受到西奈地区贫困社会现状的刺激,更受到埃及军队在西奈地区反恐举措失当的影响。伊斯兰国组织西奈分支的源起和发展,为分析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外的扩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在中埃经贸交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在埃及的滋长和扩张带来的地区安全隐患,更值得中国持续关注和高度警惕。     

论“伊斯兰国”的资金链及其影响

伴随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不断恶化。本文以＂伊斯兰国＂资金链为切入点,在梳理该组织发展历史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主要资金来源及流向,旨在厘清＂伊斯兰国＂的资金循环逻辑。在此基础上,论文进而分析了在中国逐步推进＂丝路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伊斯兰国＂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的双重影响。     

伊斯兰世界联盟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论析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度性、结构性联系,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资助国(本国)的关系十分紧密。伊斯兰世界联盟(伊盟)在资金、人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被沙特全面掌控,在战略、形象、行动等层面全方位为沙特政权服务,是沙特的利益维护者、形象塑造者、舆论引导者、行动参与者和职能承担者。伊盟与沙特的紧密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正负面双重影响。一方面,沙特的全方位支持使伊盟拥有雄厚的资源和实力,但这种全面掌控导致伊盟的非政府属性和独立性弱化,使其难以形成相对中立与公正的立场,带有明显的政治和宗教偏向,影响组织公信力,还造成伊盟的相对封闭性和保守性,导致其改革困难。另一方面,凭借非政府组织的身份优势,伊盟在为沙特开拓外交空间、减轻道义压力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但强烈的宗教属性、沙特偏向性及涉恐传闻给沙特国家形象带来困扰。未来,伊盟的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处理好与沙特的关系,即在依托沙特资源的同时,增强自身主体性、自主性、中立性和公信力,处理好沙特政权与教权、宗教保守性与世俗现代化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伊斯兰国”西方青少年网络招募机制研究

近年来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正在以最潮的网络招募方式拉拢和引诱西方年轻人,其触手甚至已伸到了对手的阵营。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频频从家庭和学校出走,冒着巨大的风险前往叙利亚去参与圣战。研究西方青少年之选择伊斯兰国的原因和伊斯兰国网络招募西方青少年的方式和特点,可为我国当前的青年工作提供借鉴与启示。     

“东方主义”视阈之“伊斯兰妇女地位”论洞见

纵观当前的社会形势,构建和谐社会正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流思想。伊斯兰妇女权益问题作为这一思想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在东方学家的话语驱使下,遭到了严重误读。面纱、隐居隔离、一夫多妻制等传统习惯成为影响其权利和地位的重要因素。对此,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化发展的角度上,用文化自觉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     

"支持阵线"的演变与"基地"组织的战略选择

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加剧了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内部分化,迫使"基地"组织作出"拓展网络"、"重塑权威"、"改善形象"三大战略选择。"支持阵线"的发展及演变集中体现了"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战略考量,即借助叙利亚内战强化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世俗政权统治和推行伊斯兰统治的理念,利用叙利亚脆弱的政治进程整合叙反对派以加速本土化进程和拓展跨国网络,重新树立"基地"组织对国际"圣战"运动的权威。为实现"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长期目标,"支持阵线"于2016年7月宣布同"基地"组织脱离关系,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并于半年后同叙反对派多个组织合并组建"解放沙姆组织",凸显了"基地"组织运用"虚实结合"的策略破坏叙利亚和平进程、躲避国际反恐力量打击、重塑自身权威的图谋。     

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北大核心CSSCI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秩序变动加剧。中东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以逐渐明朗的新中间地带姿态获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外交空间。伊朗是中东核心政治力量之一。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面临更为严重的与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结构冲突。俄乌冲突增加了伊朗国境之外的暴力阴影。为获得合理的国家利益收益,同时抑制不安全状况的发生,伊朗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对外交往策略是维持地区均势。由于中东地区没有有效的一体化体系,且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在国外暴力和结构冲突的双重压力下,伊朗的对外行为是理性地优先考虑自身防卫安全,继而考虑突破结构冲突环境所施加的惩罚,再而对地区内关键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伙伴作出合作姿态以减少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这些行为不仅从客观上增加了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生存危机。     

也门极端组织的演变、成因及其影响

9·11事件以来,极端组织在也门的发展十分迅速,使也门逐渐成为极端组织新的策源地。从国内方面看,也门政局长期动荡、派系林立、部落势力坐大、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部落暴力文化盛行等因素为极端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从国际方面看,也门周边长期动荡、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投入严重不足及反恐手段功利化,使极端组织的发展难以得到有效遏制。从极端组织自身来看,基地组织的策略改变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它与伊斯兰国组织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进一步刺激了也门极端组织的发展。也门极端组织的发展不仅挑战也门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使经济和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政治对抗和教派冲突不断激化,而且导致也门反恐形势更趋复杂,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     

伊斯兰文明中的“共处”思想:基于世界主义光谱的分析

伊斯兰文明中“共处”思想关注的核心是如何解决承认伊斯兰教普遍性/唯一性与各种以伊斯兰教为标尺而划定的“他性”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使用世界主义光谱来对伊斯兰文明中不同“共处”思想进行排列,从最偏向宗教普遍主义一侧到最偏向宗教社群主义的“共处”思想分别是:不同伊斯兰教派间的“共处”思想、伊斯兰国家内部不同宗教群体间的“共处”思想、古代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思想、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共处”思想、非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共处”思想、不同宗教之间的“共处”思想等六种类型。通过有针对性地挖掘“共处”思想来纾解当今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诸种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毁坏圣像运动的起因:以伊斯兰政权和拜占庭帝国关系为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互动关系和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动的产生及演变存在重要关联。8世纪初以降,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相对缓和,战争局限于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的重要性上升,其宗教实践中的反圣像崇拜倾向因此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流宗教政策。而随着9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衰落,伊斯兰政权不再对拜占庭帝国构成威胁,边境地区战略地位丧失,使得其奉行的反圣像崇拜观念亦为帝国官方所抛弃。毁坏圣像运动的短暂中止,则是由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趋于激烈,引发全面战争,边境地区居民重要性相对下降所导致的。     

“一带一路”视角下中国与伊朗的经济合作

伊朗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也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对象。不断发展的中伊经贸关系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伊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为深化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自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以来,中伊在能源、互联互通、产能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效,但双方对合作项目进展速度都不甚满意。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速度缓慢和解除障碍不彻底,以及伊朗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都是影响当下中国对伊朗投资的重要因素。中伊需要共同努力,继续加强政策沟通和制度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推动两国务实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规模和提升质量。     

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五通之一,旨在通过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深化了解,增进友谊,促进文明对话,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双方的民心相通带来了新的机遇,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现状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深化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交流与互鉴,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文明交往工程,需要深入研究,总结经验,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确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交往方略。     

探析中日两国“端午节”的异同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本的端午节是由中国传入的,但是传入日本之后,其文化内涵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结合,秉承了中国驱毒避邪、保生护命的文化内涵,同时抛却了龙舟竞渡、追思先哲的文化意义,进而演变成为了祈祷男孩健康成长的“儿童节”。本文就端午节在中日两国的演变及特色,探析中日两国“端午节”的异同。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梦断“国退民进”盛宴的顾雏军

2009年4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格林柯尔系掌门人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顾雏军领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