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缓解老龄化:适度放宽生育政策有效吗?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率水平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成为公众的愿望。调整生育政策最大的可能是全面放开二胎。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别设定总和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1.64、从2015年、2030年和2050年起调整至更替水平四条路径,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模拟。结果表明,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可以显著降低本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减轻老年抚养负担;而且越早调整生育政策对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抚养负担的作用越显著,应在生育率失去弹性之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

本文应用TFR′指标与TFR指标比较 ,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和计划生育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生育史和计划生育史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结果反映出 :70年代的计划生育使时期TFR持续大幅度下降 ,但逐步积累了很大的由生育推迟所形成的生育势能。 80年代初TFR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70年代积累的生育势能的释放 ,而由新婚姻法公布所产生部分早婚早育只是次要原因。80年代尽管存在多次生育政策变化 ,计划生育并没有出现大的失控。其间的TFR波动与政策多变和工作状况不稳定有关。 90年代开始新一轮TFR持续下降 ,但同时也在积累新的生育势能。这一分析量化地揭示了常规TFR的一些缺陷 ,TFR′指标则能够较好地提供生育变化趋势的信息 ,而两者的比较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生育状况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在国家实行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认清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是把握中国未来人口形势变化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年以来的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对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2~1.88的区间范围内,其点估计值在1.86左右,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生育意愿越低,中国未来的意愿生育水平可能会继续降低;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水平要显著高于其终身生育水平,且二者差异随年龄的减小呈递增趋势,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存在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没有生育政策限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仅为1.68,这可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生育水平影响的上限。生育政策对当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差异的贡献度在33%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生育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本文解读了中国人口新常态的定义,列举中国人口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消退与低生育率并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性别比失衡等现状特征,分析中国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应对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做进一步调整。同时,提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建议,认为目前当务之急应该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而做出进一步调整,在生育这个问题上遵循政府不干预,完全自愿原则。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基于中国各省成文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选择数据，本文建立了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影响效应的面板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利益导向政策对生育数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远不及经济社会因素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更不及生育约束政策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利益导向政策内部不同措施出现与政策设计相背离的情况。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多推行易于落实的利益导向政策、改变利益导向政策的作用范围、政策设计区分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维护政府公信力等四条有效提升利益导向政策导向作用的建议。     

“人口政策调整”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

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生育政策调整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尘埃落定了。《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育需求,更充分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正>人口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问题，[1]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给当前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一事关民生的热点，提出了“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对新时期我国人口形势的积极回应，体现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新方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本身的要求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渴望在生活上得以全方位的改善，各种民生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具体化，集中体现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时空演变及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0年省域数据,利用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首次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进行局域变参数估计,并考察其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特征。全域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中国省域总和生育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和明显的局域集群特征。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全域常参数估计(OLS)结果显示,2000年,省域发展与民生改善和生育控制力度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85和-0.0117,2010年,两者分别下降为-0.0147和-0.0076。考虑空间异质性的GWR模型局域变参数估计结果显示,2000年,省域发展与民生改善和生育控制力度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系数分别在-0.0738~-0.0259和-0.0148~0.0028之间,2010年,两者分别下降为-0.0213~-0.0075和-0.0083~0.0081之间。这表明2000~2010年省域发展与民生改善对总和生育率的内生抑制作用仍占主导,但影响程度有明显下降趋势,并伴随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这些结论增强了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省域差异化指导意义,特别是为分省(区、市)、分步骤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提供参考。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引发中外社会各界的争议与关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强调,公共政策经历问题认定、政策出台,再经过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等环节,最终归于终结。作为一项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在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政策监控及政策评估,对于探究政策效果及影响,正确决定政策去向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下,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及系统方法对生育政策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评估,并从当今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探究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政策调整及改进的建议。本文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实现,中国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环境,统筹考虑政策调整、有序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中西部农村地区人口计划生育调查之分析

利用有关数据对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人口“计划外生育”(超生)现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基础、生育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强度是影响不同地区“计划外生育”的主要因素。研究还发现,这些地区的人口生育水平实际上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事实上,“计划外生育”或“超生”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不同界定标准有很大关系,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超生”现象不具有可比性。     

湖北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适应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态和抵御家庭风险。因为生育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用生育率转变指数评估计划生育工作效果初探

我国妇女生育率正处在从高向低的转变过程中,现在我们常用总和生育率降低的实际水平来确定这种转变的过程。我国妇女1980至1987年TFR平均为2.47,较70年代平均值4.01下降1.54。全国有8个省市低于目前我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2.16),有8个省区高于3.0,其余均在2.16—3.0之间,与按各省市区经济发展及计划生育成效划分的三类地区相吻合。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