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成船山从祀并任学社社长的赵启霖

赵启霖任御史时以参劾庆亲王父子而闻名,同时在奏疏中强调向西方学习时要注意保留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他奏请三大儒从祀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将三人"打包"上奏;二是针锋相对驳斥了各种反对从祀的理由;他在民国年间出任船山学社社长,为学社工作走向正常提供了支持。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论明朝皇帝"祀天"态度的演变

"祀天"是历代"大典",皇帝必须亲自出席,以表示作为"天子"地位的合法性。明朝从太祖至孝宗,都亲祀天地,缺席祀典从武宗晚年开始。嘉靖十九年,祀天由勋臣代行,此后成为惯例。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仅祀天两次。从"祀天"的态度,可以看出明朝皇帝从亲政到疏懒的变化,但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对传统礼教的蔑视,是明朝中后期上下互动的"自由之风"在上层的表现。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船山学社与湖南自修大学

<正> 一 1921年秋,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以船山学社名义,利用该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是我国近现代闻名中外的学术研究团体。1914年,湖南人民为纪念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思想家王船山,创办了船山学社,并经当时北京政府批准,内务、教育两部立案,由湖南省政府国税项下每年拨款四千元,作为学社常年活动经费。船山学社社址设在长沙市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

刘人熙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主张以传统道德拯救中国。从青年时候他就开始就崇拜王船山,研习王船山的著作。他认为王船山继承孔孟程朱思想又有所发展。刘人熙对王船山的推崇仰慕影响了谭嗣同,使谭嗣同崇拜王船山,但刘人熙又不赞成谭嗣同的"变法",未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关活动,民国建立后虽对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有微辞,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赞成民主共和的建国思想。正因为这样,刘人熙认为以船山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新湘"、"新天下",所以他创立了船山学社。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诗歌唱和中的士人精神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的社团刊物《船山学报》变化最显著的是"文苑·诗录"栏目所占的篇幅比例增加较多,而且船山学社社员彼此间的诗歌唱和占主要部分,这些诗歌唱和尽显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社员的士人精神:既有吟咏游玩的闲情,也有孔孟之道的痴情,还有抗战爱国的深情。     

船山学社百岁生日颂

船山学社成立于1914年6月14日,其前身是思贤讲舍。讲舍时期船山学研究的特点,是为船山争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民国时期船山学社活动的特点,是受时势影响大,具有深厚的政治色彩;改革开放时期恢复的船山学社,其活动的特点是学术性大大增强。     

"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诉求之探析

20世纪初年,地方自治被当成救亡图存的方案推上了社会舆论的前沿.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都将地方自治视为救国之途径.前者以主权在民作为地方自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以县自治作为行使民权的手段,并将地方自治规划为训政时期的主要内容;后者以"预备立宪"为宗旨,要走"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的道路,行"绅治"或"官绅共治",借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孙中山与贵州自治学社对于地方自治之诉求,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回应;而两者对于"地方自治"的不同表达,则反映了对"自治"理念理解之深浅与阐释角度之差别.     

太昊伏羲氏与王朝合法性

君权神授时代,"受命于天"是王朝宣示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历代王朝借助一系列充满神秘色彩的理论和实践,来证明君主们的"受命于天"。出于政权更迭的需要,原无关涉的太昊与伏羲在五德终始说中合体成太昊伏羲氏,以帝王之首的身份助力新生政权的稳定。每当皇嗣艰难,王朝统治者举行高禖祀祭拜太昊伏羲氏,祈求皇子以继承大统。尤其是政权合法性遭遇挑战时,更需祈神赐予受天命之皇子以维系万方。为从治统上证明王朝合法性,统治者建构了以太昊伏羲氏为首的帝王世系,并通过陵祀和庙祀以明治统之绪,寄望王朝在政治祖先的荫庇下千秋万代。     

船山学社与三十年代湖南读经运动

三十年代初,船山学社重新改组,改组后的船山学社经过内部一场关于学术研究方向的争论,将重点转向以孔学为主的国学研究,推动读经在全省的开展成了船山学社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本文主要阐述了船山学社改组的基本情况和开展的一系列读经活动,阐明了船山学社读经失败的表现及原因。     

毛泽东与船山学社和船山学

自1914年船山学社成立开始,青年毛泽东就受船山重民族气节、重知行统一、重个人独立等思想影响;自1920年7月至1923年11月,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新民学会成员或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管"了船山学社,在社内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 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关心有关船山的文物保护.毛泽东的一生与船山的关系是密切而深刻的.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民国时期《船山学报》办刊宗旨发覆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创办的学术研究团体,《船山学报》是船山学社主办的学术杂志,因社会变迁的关系,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在民国时期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虽然共用《船山学报》之刊名,但其办刊宗旨是不同的;民国初年的《船山学报》办刊宗旨是通过宣传船山学术思想崇尚传统文化反对西化以新天下,这代表着在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忧虑与努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船山学报》,虽然声称继续本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但实际上是以尊船山为号召重在提倡尊孔读经。     

汉代祠太一的方位与“东皇太一”名称的来源

屈原<九歌>所祀之"太一"称谓前应无"东皇";西汉武帝之后太一之祠的方位在不断变化.从武帝时开始的东南方,然后到西北方;成帝时或在长安南方,或在西北方,其自始至终都坚持着在"阳位"祭祀,祭祀太一都与"阳"有关;"东皇"也是在阳位享祠;"东皇太一"名称当是汉代人据汉祠太一的方位所加,始作俑者当是刘向.     

岱庙、东岳庙会用乐的相关问题

通过对岱庙、遥参亭、玉皇顶和郡庙以及道教用乐相通性的内涵进行考辨,并将岱庙所藏清代晚期诸多乐谱手抄本乐曲与他地所存传统小祀用乐形态进行比较,认为东岳庙祭祀作为国家小祀用乐类型在鼓吹乐组合、乐曲使用以及音声形式丰富性等层面具有典型性,与他地同类型用乐具有相通一致性.岱庙藏谱为学界探讨明清以降官属乐人承载以及国家小祀用乐提供了不可多得、内涵丰厚的文献样本.     

傅说传说与战国“选贤”思想

在传统的古史叙事结构中,傅说是仅次于伊尹的商代名相。然而傅说传说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傅说出身低微,在"以亲以贵"的商代职官体系中根本不可能登坛拜相;与傅说同时代或前后的商代著名政治人物,如巫咸、伊尹、甘盘等均见于甲骨文祀谱,而最为著名的傅说本人却在商代祀谱中不见踪迹;周初周公论史于武丁朝仅提到甘盘,不及傅说。这些传世及出土文献之间的矛盾并非流传已久而渐歧出那么简单。从战国时代有关傅说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     

对明清白族本主庙碑文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大理乡间的本主庙里留存有一些刻制于明清至民国年间的碑文,在历史人类学看来,通过碑文,可以理解彼时此地的信仰世界并进而了解到本主崇拜背后的社会状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策略,当地必须将自己崇祀的神明从"淫祀"的嫌疑中解脱出来,当地人一般都会按照国家推崇的逻辑方式对象征资源进行操作,从而使国家礼制和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调和.本主庙碑文的说法和内容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士绅进而是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的整体塑造,本主信仰的发达同时也是儒家意识形态在民间推广的结果.     

甲骨文“首祀”纪年考

殷商晚期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周祭甲骨用“祀”来纪年，但至今学界未明确释读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同时学界对甲骨文“口祀”的释读意见不一。论文以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以陈寅恪、徐中舒、饶宗颐、邢福义、叶舒宪等先生提出的“多重证据法”为指引，结合文字学、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证据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系统性考察。论文认为：1)从文字学角度证实了古文字阶段“首”构件除了直接描绘其形外，其字形类型谱系还有两个系属，一是取意首部轮廓型“■”,一是凸显首部器官的特征型“眉—目—自—白—囟”。2)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了“口祀”类材料之语音系联、语境位置、意义特点和功能分类，阐明“口祀”是纪年性质的语言材料。3)从方言学、民族学和甲骨文内在的纪月特征阐释了华夏族“头月”“头年”的专名化倾向。4)从历法谱系角度考察了“口祀”纪年材料与“元祀”的相容性，结果显示二者自洽的可能性较大。5)学界认为“口”形可以表示“首”,这是可信的，以往释作“口(曰)祀”或“廿祀”的甲骨文即为表示第一个祭祀周期的纪年形式“首祀”,“口”形实为“首”之简体，属于轮廓型“首”构形。这无疑是将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