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议会政治嬗变的历史透视

伊朗议会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形式重于内容,议会选举是伊朗政坛派系斗争的风向标,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派系斗争清晰地反映了伊朗政治的发展历程。基于领袖和总统在伊朗权力架构中的作用和地位差异,1989年以来议会选举中关于总统阵营与领袖阵营的票箱对决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本质上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的路线斗争。2012年以来,各派势力就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权力布局展开了激烈争夺,表面上看是保守派内部上层利益与底层利益的碰撞,是不同派系间的政治博弈,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伊斯兰政权下一步发展"依靠谁、服务谁"的路径选择角力。     

伊朗巴斯基民兵的历史嬗变与转型

巴斯基民兵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武装力量。霍梅尼设立该组织的初衷是为了动员民众积极捍卫政权,扩大统治基础。此后在哈梅内伊授意下,巴斯基民兵逐渐加入保守派阵营,并在内贾德政府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鲁哈尼上台后,伊朗国内政治派系斗争加剧,该组织随之进入了蛰伏期。巴斯基民兵具有基层性、等级性、"革命性"和功能多元化等组织特征,对伊朗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认同等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巴斯基民兵还介入伊朗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建设。当前,在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伊朗制裁的背景下,巴斯基民兵将继续发挥其作为政府"安全阀"的作用。     

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比较苏南和温州的不同实践

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本文分析了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可以部分地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权力关系的不同,即政治约束。本文指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解释了谁可以参与、谁被排除在外,谁的利益得到考虑、谁的利益可以牺牲。乡镇企业改制所揭示的问题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     

穆萨·萨德尔与黎什叶派

穆萨·萨德尔1928年出生在伊朗,1954～1957年在伊拉克求学,1959年来到黎巴嫩,成为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和政治领袖,使什叶派进入黎巴嫩的权力中心,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可以说,他改变了黎巴嫩什叶派,也改变了黎巴嫩。     

穆萨·萨德尔与黎什叶派

穆萨·萨德尔1928年出生在伊朗,1954～1957年在伊拉克求学,1959年来到黎巴嫩,成为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和政治领袖,使什叶派进入黎巴嫩的权力中心,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可以说,他改变了黎巴嫩什叶派,也改变了黎巴嫩.     

伊朗与西方的斗争

当欧洲威胁对伊朗采取惩罚性行动时,伊朗发布了具有挑衅意味的警告。伊朗与西方的斗争由此展开,而布什政府内部也长期争论不休。美国表示将采取制裁行动,英国则紧随其后。制裁包括禁止伊     

试论苏南冲突的原因

1948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大分裂——苏南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苏南双方从各个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斗,两国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苏南冲突演化成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冷战”。笔者认为,苏南之间之所以会爆发冲突,是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伊斯兰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主义的影响日益彰显。近年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局中,教派主义的概念更是被频频使用。本文通过对近年中东政治中教派主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此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局产生的主因,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伊朗核问题与中国中东外交

21世纪以来,伊朗核问题就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问题,并牵动中美关系的神经。受国家利益的影响,中美之间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博弈十分复杂。直到2013年,美伊关系有了突破,二者结束了长达34年的僵局,展开对话。伊朗核问题的突破进展以及中东复杂的政治剧变,给中国的中东外交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认为,未来十年中,中东地区的主线依然是动荡,中国要积极参与中东事务,有所担当,才能树立大国的形象。     

"以色列优先"与特朗普中东政策的内在逻辑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特朗普改变了美国历任总统的基本策略,推行了 一系列"以色列优先"的中东政策.特朗普政府"以色列优先"的中东政策主要包含四个方面:持续制造叙利亚内乱,帮助以色列"境外御敌";全面遏制伊朗缓解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承认以色列对争议领土享有主权并满足以色列的扩张要求;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缓和.特朗普政府以维护以色列利益为核心的中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以色列政治目标的实现,为以色列捍卫自身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资源,但也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的发展埋下重大隐患.     

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和前景

在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安全利益背景下,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面对立时期(1996～2001年),伊朗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考量,拒绝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为其对手“北方联盟”提供军事支持,并在2001年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二阶段是从“秘密接触”到“有节制的支持”时期(2002～2020年),为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在阿富汗地区的军事存在并遏制其影响力,伊朗为阿富汗塔利班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并与后者开展了高层接触和政治磋商;第三阶段是务实合作时期(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新政权建立至今),伊朗虽未正式承认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但双方在多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存在,伊朗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具有多重不确定性,未来发展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2009年中东大选述评

2009年,以色列、伊朗和阿富汗等中东国家相继举行大选。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时隔四年重执权柄,伊朗保守派竞选连任成功,阿富汗普什图族则再掌政权。中东大选表现出社会政治发展的转型性和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性两大共性特征,而不同的历史文化又使其表现出政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等个性特征。一系列大选将对"巴以和平进程"、"伊朗核问题"和"阿富汗重建"产生一定的影响。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论我国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政治权力的制约是政治权力主体为了防止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根据一定的规则和手段对政治权力的运行所进行的共权力的让渡,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的,而政治权力的滥用不仅损害了公民的利益,也损害了民众的信任。只有对政治权力有一定的约束,才能保障民众的公共利益,保障政治权力主体朝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行使权力。本文认为应该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对权力监督,在政治权力内部实行分权制衡,强调司法独立,辅之社会力量是很有效的制约途径,同时,笔者也认为应该通过道德自觉进行内约。     

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

伊斯兰教派的产生与不同人群在伊斯兰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同权力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其本身也对政治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教派主义的影响日益彰显.近年西亚北非的政治变局中,教派主义的概念更是被频频使用.本文通过对近年中东政治中教派主义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也非治愈此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把教派差异视为目前中东政治变局产生的主因,不仅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会使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千年之争”成为真正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什么原因导致管理的“复杂”

正企业是个小社会,可以说,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在企业中"浓缩",企业与社会一样具有复杂性。管理问题的产生多与人有关,也因此多与人的素质层次、利益分配、价值观等的差异有关,与人有关的权力架构和利益分配等衍生出来的问题往往成为工作中的痼疾,管理运作中,组织成员之间的权力和利益争端大多以隐蔽的形式存在,有时很难去透视它,但都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权力争斗所折射的问题多姿多彩,一些诸如个人利益和组织利益的差异、组织成员素质差异以及各种类型权力的差异等都使得"公司政治"在企业     

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

俾路支人作为伊朗国内不同于主体民族与主要教派的少数族群,其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伊朗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1928年西俾路支斯坦并入伊朗后,巴列维王朝对俾路支人采取民族同化政策,导致伊朗俾路支民族抗争运动兴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伊朗政府对俾路支人的政策从压制为主的消极管理,逐步转变为以安抚为主的"吸收"政策。在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伊朗俾路支人形成了不被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落后的经济状况、受限的民族语言环境以及逊尼派宗教人士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社会特征。由于伊朗俾路支人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当前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整体上保持相对平稳发展的状态。     

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及其地区影响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随着国际处境的变迁和国力的强弱变化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美国关系紧密,与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利用英国在1971年撤出波斯湾的权力真空以及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和综合国力上升的良好态势,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谋求和维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利益。伊朗因此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掌握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也实质性地介入了波斯湾地区事务。因此,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基本实现了伊朗的国家利益。     

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及其地区影响北大核心CSSCI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随着国际处境的变迁和国力的强弱变化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美国关系紧密,与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利用英国在1971年撤出波斯湾的权力真空以及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和综合国力上升的良好态势,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谋求和维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利益。伊朗因此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掌握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也实质性地介入了波斯湾地区事务。因此,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基本实现了伊朗的国家利益。     

伊朗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分析

伊朗作为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能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不断壮大,与其独特的对外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战略文化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波斯民族具有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伊朗的国际战略观是谋求实现独立、成为大国和改变国际秩序的递进式战略;伊朗的外交风格呈现出"第三方外交"、将国家利益包装为意识形态以及商人风格浓郁等特点。伊朗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战略和政治策略,才安然度过诸多激流险滩,并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