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     

从罗尔斯、诺奇克之争反思正义原则--共赢原则

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争论核心为正义是权利的分配还是权利的维持,但两者皆有其不足.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寻本溯源,探讨正义理论的逻辑前提和思维方式,即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哲学解决方式,力图得出合理的逻辑进路.然后再从"本"源"入手,从实践思维方式出发,以人和社会的和谐互动关系为逻辑前提,阐释共赢的正义原则.     

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分析

罗尔斯"公平的正义原则"主要探讨社会价值应该采用何种原则加以分配才能保障公民享有实质平等自由,从而确保结果公正,实现社会正义。"公平的正义原则"强调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正分配,强调经济和其他社会资源分配必须在机会均等开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差异性分配,对确立中国村民自治的民主属性具有借鉴意义:国家权力的适度介入有利于平等和自由;民主意味着村民基于"公共理性"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充分的对话、讨论、协商和决策。     

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体制内外差异分析——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

利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对比,探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在体制内外的差异。分析表明: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更明显,而关系资本的正向效应则仅在体制内有显著表现。强关系效应在体制内的作用比在体制外更为明显,而弱关系仅在体制内表现显著。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都在体制内表现出显著效应,而信息资源和混合资源在体制外的效应则相对弱一些,人情资源效应表现不显著。在基于"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存"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对相关理论做出回应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本文在评述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不同作用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转型经济中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作用的 4个理论假设 ,即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机制共存假设和体制洞假设。文章运用对天津 1 999年就业过程所做调查获取的资料检验了上述假设 ,第一次对人情和信息两种关系资源进行了测量 ,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网络在 3种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不同形式。作者的结论是 :职业流动者的社会网络主要是由亲属和朋友两类强关系构成 ,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为主 ,以传递信息为辅。这些作用在转型经济时代尤为突出。     

人情实践的认同单位与行动逻辑——对“差序格局”的实证性反思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人情结构的一个经典的理论探讨。然而在当今压缩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之下,人情实践背后的结构性原则可能比差序格局的表述更为复杂。通过一个宗族性村落中人情实践的个例,可从人情建构的认同单位和行动逻辑两个方面,重新解读差序格局,进一步审视当代乡土社会中人情关系的新模式。一方面,差序格局的认同单位是具有伸缩性的自我,而当下北头村的人情认同单位则是具有明确结构性界限的"核心化家庭"。后者在己身、家庭和家族之间划定了相对明确的界限,既将家庭的独立地位从单系的家族脉络中突显出来,也是对"私我"的超越。另一方面,差序格局强调"人伦"的行动逻辑,人情关系在伦理本位的约束下表现为义务性和无选择性。而在当今的北头村,人情关系表现出松绑的趋势。通过均衡回报和人情冷冻的原则,实现了人情从义务性关系向选择性关系的质变。     

乡土人情及其行动理性：江苏例证

从人际传播视角考察农村居民的人情消费,以江苏省农村地区居民为研究对象,从角色关系以及请客目的的角度,考察农村居民消费的行动理性。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人情消费的行动理性主要体现在基于维持和发展社会关系的目的理性及基于平衡性维持的形式理性,其乡土人情消费的目的是达到良好的人际传播效果,即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人情社会、情感异化与现代人的安身立命

人情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以情感为表达方式、以情理为判断机制的熟人社会,它是国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寄托。在国人的思维定式中,情感优于理性,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合情",因而人情社会的逻辑是"合情合理"。然而,现代性危机下,情感出现异化,情感的物质性、利益化和工具化倾向成为常态,现代人的安身立命陷入困境之中。摆脱困境,就要使情感回归本位,促成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与传统社会的人情主义有效融合,发挥情感、契约、制度、法治的积极影响,共建现代人的情感家园。     

地缘村落的人情“内卷化”——基于冀北H村的田野调查

地缘村落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结构层面有着不同于血缘村落的运行逻辑,以维系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关系.基于对冀北一个移民性地缘村落社区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分析了变动中的地缘村落人情关系,并以“内卷化”作为理解地缘村落人情的视角来观察村落的人情互助机制.研究发现,地缘村落人情关系网的扩展呈现出一种没有实质性发展的“内卷型增长”趋势.     

制度公正的核心：实现权利的合理布局

公民权利占主导和支配地位,权力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权利公正的追求而生。为避免自然的公正分配状态下权利秩序被破坏,国家权力主体在社会范围建立统一的、强制性规范,对自发秩序下的”权利分配的定分规律”以规则的形式总结出来,人为地划分出每一社会成员的权利范围。国家权力的产生是公正理念从美德领域转向政治的价值领域、人类社会由野蛮步入文明状态的标志。制度公正的本质是对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与应承担义务的合理配置。     

实践理性抑或象征理性——萨林斯对形式主义知识体系的解构与反思

萨林斯从象征理性层面,对形式主义知识传统进行了全面解构,形成了文化理性制约经济实践、物质实践由文化构成的著名命题。萨林斯批判了功利主义人性论,探讨了西方人性中关于"罪恶"、"利己"和"需求"等观念的道德根源,认为这种人性观是西方宗教宇宙观在现代社会的复归。最后,他基于对部落民族经济社会关系实践逻辑的考察,驳斥了经济理性、理性选择、理性人等抽象观念,赋予了人类经济行为以坚实的文化基础。但由于过度强调文化因素,萨林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困境,他忽视了多种文明形态中人类经济社会行为逻辑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权力、人情与中国转型时期的信贷配给

转型时期的中国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经典的信贷配给理论在这里基本适用,但并不能解释全部。权力和人情的交融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信贷市场正处于其中,信贷资源的配置必然游离于权力与人情之间。本文改变了以往对人情贷款持全面否定的观点,指出在法治、信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人情贷款可以通过其特有的激励机制促进还款,并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在信贷责任硬约束条件下,权力与人情贷款必然充斥信贷市场,底层社会遭受信贷配给的结论。     

论韩非“因人情而治”的管理方略

韩非全面描述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特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管理者与管理对象共赢的管理制度。他认为,人情有好恶、有贪欲,需要合作。管理者要设立好恶而引导管理对象的行为;要设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标准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与报酬;要建立遍及各个角落的监督网络并加大对违法的惩处力度。韩非的管理制度由于"因人情"而能动员民众;"上制好恶"造成权力过于集中,没有赋予民众法定的权利,是"因人情而治"的最大缺陷。     

政治逻辑及演化趋势:中国场域的实践

在群体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常态情景下,拥有或行使权力是满足需求的重要途径。相比其他权力形态,政治权力拥有无法比拟的资源配置能力。因此,参与政治过程,掌握或行使政治权力,主导或影响利益分配,是人们实现需求满足的基本路径。如何促进利益增长和分配利益构成了政治关系的基本内容,政治的内在逻辑则可概括为利益增量与利益分配。在政治内生逻辑作用下,中国场域的政治实践就逐步演化为这样一种趋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自治化。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模式”——慈善救助之文化逻辑、经验局限与发展走向

认识并破解"现代慈善理念和运作模式在中国社会‘水土不服’的现实难题",关键在于,阐明社会慈善之现代转型所依托的制度结构和文化集丛,理清并增强二者之间的亲和程度与实质关联。长期以来,现代慈善秉持的公平、公正、平等、效率、开放诸理念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却未充分展开,从表层上看,源自基于回报、人情、关系等本土性文化因子的"差序慈善"和基于权力、责任、服从等权威性政治伦理的"政府慈善"的替代和挤压,而从深层上说,在于家庭本位的差序求助、家—国同构的权威主义以及私民社会伦理的抵触和排斥。我们欲推进转型期中国式慈善救助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就必须认真考量中国特殊的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求助文化、公私关系对现代慈善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本土化的影响。     

论个人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三重关系

个人主义主要指向个体对自我的绝对支配和对他人的相对优先,而社会公正则关涉社会基本结构,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在讨论两者关系时,一方面要跳出对个人主义的固有偏见;另一方面要明晰社会公正的历史语境。由此,个人主义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大体可以归纳为：承认个体理性是构建公共理性的前提,尊重个人权利是公平对待社会成员的要求,满足个人利益是公正分配社会资源的目的。     

个性价值的政治肯认——论十七世纪“社会契约论”的价值归宿

十七世纪盛行于欧洲近代的“社会契约论”，最后在霍布斯、洛克的思境中找到了它应有的意义归宿，成为肯认近代“个人主义”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政治理性。本文试图探幽入微，借助对这一概念运演的历史逻辑剖析，昭示出它在否定权力私有制的政治结构方面的无可替代的历史功绩，并为其作为“文化错觉”而体现出的人类价值意义，提出全然不同于科学主义的合理性辩护     

符号权力与自由幻象——中国礼物馈赠的符号权力分析

在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礼物通过私人关系、面子、人情、互惠等因素构建起层层伦理性符号网络,在此伦理性符号网络的遮蔽下,礼物馈赠获得了支配人们意识与行为的“合理”形式与地位,由此导致了人情僭越法律、束缚胜于自由的符号暴力统治.在符号权力已经“习性”化的背景下,人们无力从既有的礼物传统和礼物关系中解放出来,因而使摆脱符号权力而得自由难免是一种幻象和幻想.     

从农村“六合彩”赌博看农民理性的演变——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本文主要借鉴社会学的狭义理性选择理论,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为逻辑主线,对当前"六合彩"泛滥地区农民理性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的启示是改善农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改变农民的意识和认知力,是促使农民理性选择系统结构合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促使农民形成"正面的"经济理性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