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调与宫调

本文首次对《全宋词》《白石道人歌曲集》《清真集》《碧鸡漫志》等文献中关于词调和宫调的资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律词与"宫调"的关系及相关问题。认为"宫调"对于词调词作(的唱)并无决定性意义;词调并没有、也不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称律词是"以诗从乐的‘音乐文学’"说者所声言的每个词调"都有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作词者"依声填辞"是"依各词调具有的‘确定的或稳定的旋律’填入文辞"是绝对没有的事,也根本不能有的事。     

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色

宋代歌妓不仅以演唱的方式作为宋词主要的传播者,对宋词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直接地进行词的创作。虽然宋代歌妓词人的作品数量有限,文学成就不高,但却展示了宋代歌妓的精神世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宋代的社会文化。从宋代乐妓制度入手,可以分析出宋代歌妓词的创作特点。     

试述歌妓传播宋词的特点

词是配合唐以来新兴燕乐的音乐文学。唐人称它为曲子词,意即配合乐曲的歌词。词发展到宋代成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人间词话》）,它通过歌妓“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柳永《昼夜乐》）的歌唱,得到了广泛传播。那么,歌妓传播宋词有什么特点,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 一、双向互动．共同推动宋词 的发展 北来歌妓唱词侑酒与文人填词听曲为一体的宴乐之风形成了两层互为表里的关系：一是词与佐觞的歌妓之间的亲缘关系。即没有“传唱四方”的词,歌妓便失去了歌以佐觞的特定伎艺;没有歌妓,词曲就不可能为人们充分欣赏,也很难产生…     

歌妓:宋词的传播媒介

词是一种较完美的配合乐曲的音乐文学，具有可歌可唱的特征，需要人来演唱。宋代歌坛的风尚与宋词的本色观决定了它最直接最重要的歌者是宋代的歌妓，也就是说歌妓成了宋词传播途径与媒介的主要选择。宋代歌妓数量多，遍布各地。她们地位低下，与文人有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得她们成为宋词传播的主要媒介     

宋词的音乐文学性质

宋词属于燕乐歌辞,所结合的是燕乐系统的民间新声。宋人倚声制词建立了规范,创造了真正的律词,使中国音乐文学进入古典时代。宋人不断采用新声以丰富词的音乐性,但又出现模仿典范作品格律而创作的倾向,遂演变为依词调格律填词。这样,宋词发展为独立的民族文学形式。     

《词谱》误收之元曲考辨

宋词的词乐在元代逐渐散佚,元曲取代了宋词。二者同属于音乐文学,亦同为古典格律诗体的长短句形式,因而词与曲自元代以来在文体上出现混淆的现象。这种混淆主要源自词学内部,在词选集里混入了不少的元曲作品。清初王奕清等奉旨编纂的《词谱》一直成为词体格律的标准,编者们为备体而误收了元曲十七调。兹以曲调产生的时代、作品的文献来源、声韵的音系和体制特征作为区分词与曲的标准,对《词谱》误收之元曲进行考辨,以证实其非词调。这有助于重新编订词谱,亦有助于对词与曲体裁的区别的进一步认识。     

姜白石“令”体词调歌曲“倚声”手法探微

白石十七谱是宋词文学创作与音乐理论高度结合的宝贵实例。就中四首旁缀音谱的“令”体词调歌曲,系先有音乐“定腔”,后“倚声”填词之作,是研究宋词以文从乐手法的珍贵实证。依据《词论》“别是一家”的音乐文学体性论,姜夔《大乐议》的四声清浊主张以及张炎《词源》的歌词五音协律例证,可归纳、提炼出使文字四声五音与音阶清浊轻重相协谐的宋词“倚声”理论。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四首词调歌曲的文乐关系展开逐字辨析,并以句拍为单位,实证以《词论》为代表的音乐文学理论,在宋词“倚声”填词实践中的艺术表现形式,最终回归《词论》《词源》对雅词协音不易、“知之者少”的文学判断。     

浅谈姜夔《白石道人歌曲》的中和之美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起的一种音乐文艺。从音乐方面说,词是燕乐发展的副产品。从文学方面说,词是诗乐结合的新创造。它源于唐,而盛于宋。上承许,下衍曲,三者源流相继,而界域判然。唐宋时的“乐章文谱”,是有谱有词的,但凡是流行的东西大都有它的时间性,一个曲调的音谱歌法失传,便成绝响。有些词调因有人以文字声律定型下来,于是就能独立流传。而姜白石的《白石道人歌曲》十七首是现存最完整的音谱作品,不但声、词俱全,而且有令曲、慢词,声词相配的方式亦比较复杂,是研究宋代词乐的重要艺术文献。     

文人词从兴起到词体的成熟

宋词与唐诗、元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并峙的三峰。宋词是有宋一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宋代是词最灿烂辉煌的时代,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词这种文学样式并非到宋代才出现的,文人词早在隋代便已兴起,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路程,到晚唐才达到成熟,至宋代则大放异彩。本大试图探讨一下文人词的起源和词从兴起到成熟过程中内部特征的演变问题。一般认为,词兴起于隋代,最初称曲子词,是为配合当时新兴的音乐——燕乐的演唱而作的歌词。歌词的作者起初主要是下层士子、民间艺人和歌妓,后来,文人逐渐依照词调模仿民间词来作新词,于是…     

从姜夔咏物词看宋词的雅化

宋代文学尚雅,宋词的繁盛也是一个不断雅化的历程,姜夔词是雅词的典范,其咏物词尤有代表性.姜夔咏物词之雅的内涵既有对儒家传统诗教的承传,又有蕴含词人人格精神的特色.其雅化词的方法有:选择高雅的吟咏对象,锤炼字句和以词言志的自觉运用,以及雅化词调音乐.这些方法也透漏了宋词衰敝的消息.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词构设夜意象的基本原因

宋词大量构设夜意象,成为夜文学.这与创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词所具有的贵族与有闲阶层文学特质,词人夜思维条件反射能力的提高以及宋人思想解放和人性觉醒息息相关.     

缺席的女性与女性的缺席--从性别批判视角看唐五代词

唐五代词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以“男子而作闺音”的文学传统与唐五代特定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并有男性心理期待隐藏其后,从中体现出的两性心理的异化尤其是对女性的异化,成为词体本身独特的文化意义。     

音情之悲与词体之尊——李清照《词论》新探

李清照《词论》梳理词史,从本质上说,并非要做一种文学史层面的学术考察,而是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尊体观念蓄势。音律问题只是李清照勘察唐五代北宋词史的学术基础,而在音乐和歌词中抒发悲哀情感和张扬凄美意识,才是李清照心目中的填词高境,而李清照自己的词也是以带有文人气质的悲音悲情和深意远韵为主导的,以此可见李清照理论与创作的一致性。李清照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尊体观念,决定了她的批评只能是以否定为基本方式。李清照不取传统文学批评“摘句”的批评模式,而注重在清理词史的过程中来论定词人得失,更具理论的涵盖力。她的著述视野既有创作者的理论自审,也有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和研究者的条贯分析,其中更融入了女性的冷静细密和恢复词体本原之尊的使命意识。     

宋代诗文词作者的层级与时空分布

宋代有诗、词、文作品传世的作者共16775人。超过一半的作者都是孤篇存世,存诗文词1-9首(篇)的低产作者占八九成,中产作者有一成多。诗文存量在501首以上的高产作者有157人,其中陆游诗作最多,达9242首,苏轼的文章量居首,有4837篇。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的作者最多,其次是福建、江西,这三省的作者占天下之半,可见其文风之盛,也见出作者分布的不均衡。从南北对比来看,南方占绝对优势,北方10省市的作者总数不如浙江一省的人多。作者的版图分布,呈两片一带一点型。从作品量的贡献来看,词文的创作量都是江西第一、浙江第二,诗作量则是浙江称雄。宋代诗文七成多的作品是由浙江、江西、四川、福建、江苏五省的作者创作的。从地市级作者分布看,福建南平市的作者数高居第一,福州第二,杭州第三。数据表明,进士人数与诗文词作者人数呈高度正相关,进士多的地区,作者亦多、文风亦盛。从阶段性变化来看,元祐时期,宋代诗文词全面进入高峰期,数据印证了元祐文学的辉煌和南宋中兴时期文学的“中兴”。宋代诗词文作者和作品的统计数据,细化了对宋代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     

重审唐宋词体研究的现代音乐学视角

倚西声而填中词是早期艺术歌曲的通行做法,这种实践方式为现代词学研究者所借鉴,成为理解传统词乐关系尤其是“倚声填词”与“选词配乐”的经验基础。“音乐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倚声填词”的重新定义,将传统谱例之学提升到现代歌词学层面。唐宋诗词乐谱是骨干谱,一曲多变是其常态,不同于确定自足的西方现代乐谱。以往对词之本质特征的界定,过于强调其不同于声诗、乐府的以词从乐、由乐定词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选词配乐甚至以乐从词、依字行腔的一面。现代音乐学为我们将词的起源归结为一种音乐或乐曲形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也夸大了音乐的决定作用并造成了对“倚声”的狭隘理解。     

唐代弹劾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唐代弹劾文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文学结合而形成的奇葩。唐代文学研究中对弹劾文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的研究相对不足,弹劾文本身也不是一种纯文学性的文体。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唐代弹劾文兼应用性、文学性于一体,有着独特的文体学价值:弹劾文不仅有成熟的体式结构,也有相应的语言结构。弹劾文的起草体现着法律的尊严,甚至上升到国家意志,任何单纯的文学写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唐代弹劾的动机、过程、专用服饰都充盈着浓浓的艺术精神。弹劾文不但对唐代文学风气、士子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在文体内部对于后代的叙事文学形式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唐代弹劾文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