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中的“忧郁情怀”

鲁迅作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 ,无论是他的文学观念、批评实践还是艺术创作都打上了中外文化交融的烙印。鲁迅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多元的 ,但他主要接受的是俄国文学 ,在俄国文学中 ,契诃夫又是他“顶喜欢的作者”。① 鲁迅与契诃夫文学从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到美学追求都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契诃夫作品中所体现的“忧郁情怀”正是鲁迅在自身创作中注意借鉴并加以创造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忧郁情怀”自始至终充溢在《呐喊》、《彷徨》、《野草》之中 ,成为鲁迅作品中的基调。契诃夫成熟时期的作品 ,叙事元素都是日常事 ,却饱含…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不只是“伟大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论莎士比亚笔下的“疯子”

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描写过“疯子”,但真正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成为文学典型的、至今仍在世界文苑中闪烁光辉的“疯子”却不多。果戈理曾在《狂人日记》中写过“狂人,鲁迅也在《狂人日记》中描写过“狂人”。果戈理是俄国的“散文之父”,鲁迅是我国新文学的旗手,他们笔下的“疯子”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同样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文化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文艺复兴,即"白银时代",是俄罗斯现代文化兴起的时代.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在同期的文艺复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出众多的文学流派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跨越论”中“俄国革命”性质之我见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俄国革命是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理解。基于基本理论、历史实际和相关文本分析,本文认为,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混为一谈。     

“超越”前的“过渡”——论西方19世纪5种文学思潮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及其向现代主义的过渡

必须承认:现代主义文学是本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而且是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超越”。这种“超越”的结果,导致了西方19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间具有一道明显的“裂痕”与“深渊”。控制论者维纳指出:“20世纪的发端不单是一个百年间的结束和另一个世纪的开端,……完全可能是独自导致了我们今天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之间所能看到的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

欧洲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科学精神、科学理性促成了追求“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19世纪也因此被称为“小说的世纪”。虽然此时也有非现实主义的小说,但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是现代科学在“科学的世纪”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科学技术革新了报刊印刷与图书出版等大众传媒的模式,改变了作家的文学视野、审美趣味与创作方式,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促进了新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家直面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使小说成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以描写下层民众生活为主的叙述性文学样式,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喜爱与关注,这表征了一种具有现代审美特质的文学大众化发展趋向。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规范“文艺理论”界定的思考

半个多世纪以来 ,“文艺理论” (一些文艺美学辞典称为“狭义文艺学”)作为约定俗成的学科名称 ,不仅在中国学界广泛使用 ,而且成为《辞海》、《汉语大辞典》等工具书的辞条 ,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由于逻辑不够严谨、辞条界定不够统一 ,使得与“文艺理论脉相承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和艺术基本理论研究 ,在范畴确认和体系规范等方面有重叠和模糊现象 ,因而有必要做进一步思考和廓清。文艺 ,在现代汉语中是文学和艺术的合称。在古代汉语中有所不同。西汉戴德注《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较早将“文”和“艺”并用 :“有隐于知礼者 ,有隐于文艺者…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滋味”解说

<正>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许多含义独特的文学范畴。“滋味”,以其丰富的内涵而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今,当我们融现实视界与历史视界为一体时,就更能看清它的文学合理性。“滋味”第一次正式被突出为文学的标准,实为钟嵘的功绩。“滋味”是他诗歌理论以及实践的最高理想和准则,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在批评玄言诗时他也说: “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值得一提的是,“味”在钟嵘的《诗品》中,触及了文学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作为在“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诗品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意蕴,即“滋味”,或称“意味”。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论的长河中影响很大,后来的“意境”说,就滥觞于此。而另一方面则是从文学审美鉴赏的品味、体验意义上来讲的,如“使味之者无极”(《诗品序》),它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钟嵘在《诗品》中重点是谈的前一个方面,所以本文也只是对前者作些探讨。     

康定斯基的抽象主义美学

抽象,是二十世纪艺术的主导特征之一,是现代艺术运动的基本“情结”之一。英国著名美学家、《英国美学杂志》创始人哈德罗·奥斯本(Harold Osbrne)指出,不理解“抽象精神”殊难理解现代艺术及现代艺术运动。 对“抽象精神”作深入探索与阐释者,当推德国现代著名艺术史家维赫蒙·沃林格(Wilhekm Worringer)和俄国现代者名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ijg Kandinsky)。沃林格的《抽象与移情》与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是二十     

浅析多余人奥涅金的形象特征

俄国著名作家诗人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奥涅金的形象代表了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一代贵族青年。希望借此形象使我们当今社会的“多余人”能够引以为戒,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从“现代文学”到“文学现代性”问题讨论综述

在世纪转折之际 ,回眸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以“现代性”为参照 ,深入地分析、探讨 2 0世纪中国文学 ,更使当下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态势。1996年 ,杨春时、宋剑华在《学术月刊》第 12期上发表了《论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 ,对于被惯常接受的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现代性的观点提出质疑。该文以西方文学史为参照 ,指出现代文学是发生在现代社会 ,带有非理性倾向的文学阶段 ,它以现代主义文学为标志 ,而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发生在前现代社会 ,是理性 (科学、民主 )主义指导下的、现实…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德国古典哲学与东正教神学的再次对接——俄国自由主义者从合法马克思主义到“寻神派”的内在转向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俄国,德国的古典哲学与东正教思想在知识分子的意识里完成了对接。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唯物主义更加盛行。但在一部分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德国古典唯心哲学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在与马克思主义者决裂中,这种唯心哲学与其民族血液中固有的东正教神学又一次对接融通起来,产生了所谓的“寻神派”。“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原本激进的自由知识分子趋于保守,一部分人更加深入地“寻神”,试图在东正教神学中寻找出克服精神危机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