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代初年,清政府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列商人为四民之一,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出“恤商”,制止官吏对商人随意苛取勒索,废止匠籍制度,松弛手工业生产者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加商品货物的生产与流通,允许一定数量的私盐煎煮与运销,允许运粮漕船揽载商人货物,统一台湾后又开放“海禁”,发展海上贸易。这使早在明代中叶即已兴起的天津商业恢复了生机,漕运的兴盛,特别是取消海禁带来的海上运输业的活跃,给因河、海运输而发达的天津商业注入了活力,不断获得新的发展。至清中叶,天津的商业有了进一步的繁荣,天津成为沟通南北方、沿海各埠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商业中心城市,在促进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论两宋时期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所受待遇之异同

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通过赋役获得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贸易。宋朝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状况和国家形势,更是十分重视通过发展贸易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尤其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宋政府也鼓励国内商业发展,对本国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系统的规定。本文拟从经济、民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浅析宋政府对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待遇的异同,以便更好的了解的宋政府对商人的待遇方面的法律政策。     

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

明清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活跃着各种商人集团,诸如山西商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福建海商和广州行商等。这些著名的商人集团,早已为治史者所熟知。然而,与上述商人生长、存在的同时,另一支重要的商人力量也在形成发展,这就是佛山商人。佛山商人以其众多的人数,成功的经营,广阔的活动范围,为明清社会经脐的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可是,由于过去受史料的限制,对这个商人集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笔者在收集整理佛山家族谱、乡志、碑刻等材料的基础上,拟对佛山商人集团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状况,作一比较详细的考察和估价。     

繁华往事:唐宋时代的商业记忆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坊市制的解体、夜市的兴起,拓展了商业经营的空间和时间,为城市商业注入巨大的活力.唐宋商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商人及其子弟获得进入士阶层的机会,士商通婚也并不罕见,"贱商""抑商"思想虽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的确受到极大限制.文人书帖、文集的商品化,是唐宋商业发展的重要表征,也加深了士商间的融合互动.商人群体中读书人和僧道人士逐渐增多,是唐宋商业发展的标志事件,为我们研究唐宋商业文化史提供了极佳的观察视角.     

近代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

福建与日本的贸易及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明代以前,福建泉州与日本冲绳（时称琉球）的交往已很频繁,史称“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即使是在明初及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乱不安,而封建统治者又施行严厉海禁政策的情形下,泉州与冲绳的交往也没有停止过,海上私人贸易仍十分活跃。据《安平志》载：“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三月,日本商船数十只,直来围头、白沙等澳停泊,四方上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穹,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①。不仅日本商人大批来华贸易,福州、福清等地也有很多商贾赴日本贸易并侨居日本九州长崎…     

高丽对宋朝认知轨迹与宋丽关系的变迁

高丽王朝虽然在地理上与两宋并不接壤,但它在宋朝建立后不久便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然而,受辽、金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先后兴起的影响,宋丽关系发展十分微妙。高丽对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到抗辽的潜在盟友,再到汲取先进经济文化的对象的复杂过程,宋丽关系也因之“三立三绝”。高丽对宋的认知之所以数度变化,背后有其国内政局变动、宋朝对丽政策以及东亚地缘格局演进等变数的影响。不过确定的是,高丽对宋文化上的认同与向往,支撑着高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寻求与宋建立联系,使宋丽关系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百余年。高丽基于对宋认知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外政策的举措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安全与利益,促进了宋丽之间的贸易繁荣和文化互鉴,而且给后世韩国务实外交思想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两宋联盟外交之比较

两宋时代(960年～1279年),在中国大地上,多个政权并存,角逐争雄不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政权之间,时而修和结盟,时而兵戎相见,势力此长彼消,外交活动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活动中,北宋联金(前期)灭辽、南宋联蒙灭金(后期)的外交(以下简称两宋联盟外交)尤为引人深思。 在对这两次联盟外交进行评价时,产生一个重要问题,即:二者是否同出一辙?围绕这一问题,自南宋灭亡以后,历代纷争不已。要言之,一种评价是;强调外交前的宋     

“三多一少”与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经历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在五十年代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在流通领域里也相应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渠道,既有国营商业、供销社商业,也有公私合营商业、私营商业、个体商贩和集市贸易等等。这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因此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城乡沟通,货畅其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956年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但是,1958年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商业所有制片面地追求“升级”、“过渡”,逐步地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单一渠道的局面。因     

中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近代西方思想价值观念的猛烈冲击 ,使我国近代的商业伦理精神与传统商业伦理精神相比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重要的转型。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 ,我国近代商人的价值观中 ,逐步融入了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管理等新的内容。比较而言 ,我国近代商业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突出表现在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所谓儒商 ,一般是指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商人。那么 ,儒商精神指什么呢 ?施忠连先生在《传统中国商人的精神弘扬》一书中指出 ,“商人精神的核心就是经商意识”[1] ,据此推断 ,儒商精神就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经商意…     

近代怒江地区的集市与贸易

本文认为，近代怒江地区出现了专门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外来商人向怒江腹地渗透，一批本地民族也加入了经商的队伍。二十世纪初怒江开设的集市都以“街”为名。“街”不仅起到了“市”的作用，而且具有了近代市场的特征，那就是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小市场。近代怒江地区集市贸易的特点是：贸易的品种直至解放前还只有本地的土特产品和外地输入的日用百货两大类；政府与商人勾结，共同控制市场；为适应当地的特殊情况，实行多种贸易方式；货币类型多种多样。     

转型时期的新式商人群像--评朱英教授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不乏如陶朱公等名极天下的大商人,也有如吕不韦等将“天下”收入囊中的巨贾,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商人更多的时候是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为伍”。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不仅抑制了这一群体的发展壮大,也扭曲了商人群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形象。时至晚清,随着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式商人群体崛起,商人在经营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置之于晚清民初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式商人群体的兴起不能不说是鸦片…     

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

对于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商学界进行了不少的探讨,但都是从横截面的社会再生产诸环节或国民经济总体来研究。对于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看商业在制度变迁中作用,却极少涉及。从近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来看,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起点。中国历史上的“奸商”说,产生于长期、严重“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不发达。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年代,必须对商业、商人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培育新商人,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变迁。     

宋代文学转型及其根源探析

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转型时期。新文体不断兴起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移。两宋商业文化力量的崛起 ,是引发文学转型发生的文化根源 ,也是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     

忽必烈的“变通”思想浅析

在我国历史上,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仁明英睿”的杰出人物。他于1260年继蒙哥汗即位,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接着于1279年灭苟安偏居的南宋腐朽政权,最后结束了唐末以来的武装割据和宋、辽、金、西夏等几个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使元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务一万方”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忽必烈即位后,“祖述变通”,立足于革新,实行了一整套“宜新弘远之规”的改良主义政策措施,立法正纲,内治外御,把“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阔疆域统一在元朝版图;劝农桑,宽民力,重视屯垦,兴修水利,使“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并因地制宜,扶助多种经济,使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随着农业恢复和发展;便利了交通,繁荣     

行商坐贾与宋代行会的形成

行商坐贾与宋代行会的形成魏天安中国古代的商人传统上分成“行商”和“坐贾”两类，“行商”即从事商品贩运业、没有固定营业店铺的商人，“坐贾”即在市内拥有固定铺席、经营方式为“居鬻”的本地商人。行会则是一种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职能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它是城市商品...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多达纳波对蒙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的贡献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论十大关系》中又说：“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都作过贡献。”多达纳波在历史上对蒙汉藏等民族的团结和文化交流和发展作出过贡献，现就我力所能及的一些情况作一叙述，仅供参考。十三世纪初祖国处于大分裂大割剧的状态，藏族地区，也处于一个分裂割剧的历史时期。后来蒙古兴起，建立汗国。统一了西夏、大理、金和宋，把全国各族人民统一在一个中央政权之下，这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也顺应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只有统一，才能得到经济，文化的交…     

明清商人会馆建筑的特色与文化意蕴

文章认为,商人会馆是明清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十分突出,表现为功能齐全、规模宏大;装饰精美、风格华丽;分布广泛,乡土特色浓郁;保存时间长,影响较大。这与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人集团实力的增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商人文化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商人会馆建筑凝聚着寓居他乡商人寻找失落的乡土宗族情结、渴求社会认同的心理、宣扬商业伦理道德、塑造“良贾”形象的深刻的文化意蕴,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影响,以独特的语言形式向人们展示了明清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和道德观念等     

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

集市贸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商业的一条补充渠道,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在城乡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中起着显著的补充作用。在新的一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商业工作方面担负的任务也更加繁重和艰巨,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的领导和管理,对于进一步促进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顺利完成,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