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建筑工程审美取向的范式转变

我国传统建筑工程的审美取向,经历了一系列的范式转变:由“致用为美”到“悦目为美”再到“以德为美”,即坚持实用为先,而后讲求目观之美,随后在人类物质需求满足和视觉感官愉悦的基础上,又赋予了建筑工程以社会伦理的观念,把美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从“实用”到“美目”,再到“重德”这一系列过程,体现了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也深刻反映了我国传统建筑工程审美取向的人伦道德根源.我国传统建筑工程审美取向的范式转变呈现出一种由外到内、由功能到形式,再深至伦理道德关的上升过程.     

誉鬼：《聊斋志异》的审美选择

<聊斋志异>的誉鬼倾向体现了蒲松龄独特的审美选择.<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充满了生命的惊喜和感动,是诗境和幻境的融合.而可誉之鬼的"人格"塑造,寄托了蒲松龄超拔世俗的人生理想.     

共产主义:现代化与审美生存的统一

现代化的困境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发展矛盾等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审美生存是现代化困境的拯救之维,审美的本质、功能和社会作用是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发展矛盾、实现人与世界和谐的有效途径.现代化和审美生存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仍然是人类的最高信仰.     

“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类型可以归纳为物象之兴和声韵之兴等。兴是“诗缘情”的实践形态和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和巫术思维的体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和”作为审美范畴的限度

“和”在先秦时期作为政治概念是最根本的。谈论“和”的主体主要是帝、王、公、侯,而他们谈论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通过“和”的手段“成其政也”。实现“和”的主要手段就是“乐”。“乐”并不诉诸于乐美,而是“乐正”。真正的“至乐”就是能使人静心、“纯德”。这种“乐正”之“和”其实质就是帝王治国之术。作为审美范畴的“和”是有其限度的,它只是康德所说的“审美的规范观念”,而不是“审美理想”。审美创造关涉多样统一、相反相成的“和”的问题,但这并非常态。审美创造恰恰是不断偏离“和”,不断破“格”,而呈现为独异的、光怪陆离之美。“中和”作为“僵硬的合规则性”本身就含有违反审美趣味的成分。     

中国美学客体范畴主体化的四种范式

本文从人在审美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出发，历史地追溯考察了中国古代“物”、“象”、“景”、“境”等客体范畴的形成与演变；指出这些范畴既是审美对象的概括，又是主体心灵化的结晶；通过有关心目可感之“物”、拟容意想之“象”、物色融情之“景”与家外神游之“境”所分别体现的具象感应型与意想型、非具象整体外向型与内向型等四种范式的分析，阐明了中国美学客体范畴主体化的民族特色。     

中印韵论比较研究

在中印美学史上，“韵”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论述了中印韵论的发展过程，着重分析比较两者在美学内涵、审美特征等方面所体现的异同点，试图以此发掘中印韵论的相通之处及其在审美倾向上存在的差异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论中国古代楼阁建筑的审美意向

纵观楼阁建筑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独立的建筑类型,楼阁以高峻宏敞为其最重要的审美观念。但与此同时,中国古人对隆楼杰阁的追求存在着“欲与南山齐”和“高处不胜寒”的两种倾向。楼阁审美发展变化体现在四个方面:强调“大壮适形”的“中和之美”;单体尺度受“风水形式说”控制;尺度上,宗教建筑和世俗建筑因审美情趣的需要而相互转换;既是景观又可观景。     

审美认识中“主客二分”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兼与生成本体论美学商榷

在近年来国内关于审美认识的研究中，由否定“主客对立”进而取消“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一种突出倾向和强势话语。其实，“主客二分”在人类认识活动包括审美认识中具有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传统的“主客二分”并不一定等于“主客对立”，也可能包含“主客交流”，以“主客对立”为由否定“主客二分”未必符合事实。现代哲学美学生成论肯定“主客交流”，未必取消“主客二分”。“主客二分”对应的是本质论、唯物论、客观美、共同美，“主客交流”对应的是生成论、唯心论、主观美、差异美。在人类文明探寻真理的认识活动和把握美本体的审美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与客观对象的分别无法取消，也不应取消。只有破除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绝对化思维方法，坚持亦此亦彼、多元共存的辩证法，将“主客交流”与“主客二分”、“生成论”与“本质论”加以互补，将“美怎样呈现”与“美是什么”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给中国美学带来真正的生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中的人本生态美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但由于其美学理论体现出的革命性色彩使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论中还充分显示着马克思主义人本生态美学的光芒。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诸如感应、信息、波等节律感应方面深刻论述了美与生命的紧密关联;从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方面,他又清晰地说明了人类生命的生态化生存,即“生”、“和”、“合”、“进”的丰富内涵,并确定了自己的关学理论思想核心：“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等科学命题。     

波德莱尔美学现代性思想的反宗教结构

波德莱尔美学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是突破美的恒定模式,肯定美的当下性、瞬时性、多变性,而他对永恒美的突破又集中体现为对宗教的背离。其诗集《恶之花》正是这种背离的感性呈现,借助由天堂到地狱的反宗教结构,将属于审美范畴的"永恒/瞬间"、"古典/现代"、"理性/非理性"等问题具体化为"上帝/撒旦"、"灵魂/肉体"、"崇高/罪恶"等二元结构,表达了波德莱尔美学现代性思想的内涵及他对永恒美的突破。     

中国传统茶审美方法略论

在对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历代茶人在茶审美中的经典茶诗词,归纳提炼出“物我观照”、“净静虚明”、“妙悟自然”三种茶审美方法。“物我观照”源于自然的某些物征可以象征人高尚的道德品质,在经常的茶事实践中,茶人从茶的清香和内蕴的品质中观照出“茶佳人”、“茶君子”的形象。“净静虚明”发端于道家老子“涤除玄鉴”及“致虚极,守静笃”的悟道理念,在空灵虚静的心境中,即使是最简单不过的茶事活动仍洋溢着诗性之美。“妙悟自然”取材于禅宗、老庄及后来文艺美学理论,指茶人在品茶过程中通过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凝神遐想,终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境界。     

贝娄小说的犹太主题

作为一名代表性的美国犹太裔文学家,索尔·贝娄的犹太情节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作品中得以体现。贝娄作品中的诸多主题,如＂虚与实＂＂罪与赎＂、＂父与子＂等,都有着犹太宗教文化的影子,这些主题反映了犹太民族的孤独与痛苦,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人类存在真理的不懈追求。     

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

分析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提出其审美形态为“传统审美、泛审美,非审美,审丑”。通过对四种审美形态的分析诠释出他们的文化观念分别为：“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消解“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并指出“审丑”具有“批判意义”,“审丑”不是“表现丑”。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当代大学生社会称谓语使用中的“凝固化”现象

大学生社会称谓语使用中存在“凝固化”现象，即凝固化地使用有限的几个称谓语应对不同的语境。调查发现大学生社会称谓语使用的4个特点：拟亲属称谓语使用频率高；女性社会称谓语缺位；对青年人用“喂”或者无称谓频数高于中老年；“女士、同志”这两个社会通称在大学生中不流行。     

论“清丽”“沉郁”对韦庄词的美学建构

"清丽"与"沉郁"这两个美学概念在古代审美文化语境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晚唐五代词人韦庄的审美视阈里,"清丽"和"沉郁"作为一种审美积淀,深深影响了其美学取向。正是由于对"清丽"与"沉郁"的自觉追求,韦庄词在美学意蕴上,呈现出清疏秀逸的韵致美与沉郁苍凉的悲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