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游走在“独语”和“共语”空间中的新发现——论董正宇博士《方言视域中的文学湘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文学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形形色色的区域文学研究或拾遗补缺,或张扬个性,或强化问题意识,或突出地方特点,不同程度地消解了权利话语形成的“中心”或者“权威”的大一统局面,进而形成了多元化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巡视以往区域文学的研究,往往会发现一种规律性的现象,研究角度或理路的调换就能给区域文学的探讨带来新的学术景观,显示新角度或新理路的独特功能和逻辑威力的新成果的产生,标志着区域文学研究学术层次的新递升。     

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文化大视野中的缜密探寻--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文化视界的建立已非一日,其于学术发展、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意义,亦已为学界所认同。尽管时下在“学术扩容”、“学科扩张”的旗号下,一些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疏离了文学本体,文学文本、文学现象只是作为文化和历史阐释的材料和例证而存在,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令人焦虑的“文学迷失”现象。但一批固守文学本土,而又能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缜密探寻文学本真的学术新著,还是让人们看到了文学领域中文化学研究的优势与前景。杨兴华先生的专著《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就是这类论著中比较突出的一部…     

文化与文学的交响——评张新科教授的《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

近几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借助于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所做的各种探讨,将学科发展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其中,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张新科教授新近问世的论著<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汉代文学>便是这类成果中颇富于个性、很有学术价值和思想启示意义的重要著作,总体上看,这部论著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摘要：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2012:文艺学的回望与前瞻

经过新世纪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中国的文艺学界开始逐渐冷静下来,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开始突显。文艺学应该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文艺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文艺学与新的文化现实的关系;文艺学与中西文论资源及文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文艺学的"名不符实"实际上为其自身提供了拓展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回归"文艺"本位,增强"历史"意识应该是文艺学学科的选择;新的文化现实需要新的文学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对之进行更有效的解释,这正是文艺学学科的主要任务;立足于中西文论资源的学术史及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激活,有助于确立我们在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学术立场和提问方式。     

文化与文学——从重庆抗战文学的文化研究谈起

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重庆抗战文学,是一个很有前途和意义的学术路子.其理论前提有二:一是辨清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并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层面去建构文化的一套概念系统,使之与文学和诸学科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二是处理好重庆抗战文学的区域性与全国性定位问题,主张在全国性意义上去进行研究.     

《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

关于《红楼梦》的文化研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化视野来透视文学表层中内含的文化因素,在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关照中揭示文学的深层内涵,不仅是一种新的学术视角,而且开拓了红学研究的路数。但是由于文化在文学空间的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很容易导致泛文化,或把文学作为由头谈文化等倾向的出现,事实上也已形成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因此有必要重视《红楼梦》文化研究要定性、定量和定位的理论问题。     

我国写作学建设发展的历程与未来

研究中国写作理论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发展前景,是建设我国现代先进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我国古代有着丰厚的写作理论文化遗产积淀;新时期古老而又年轻的写作学科走向了繁荣发展,理论研究发生了“八大变革”、展开了“六次学术大争鸣”、形成了“七种类型三个理论层次”构成的学科理论体系序列、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理论成果;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的今天,它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挑战;21世纪现代写作学理论文化建设要着力实现新发展和新突破,应成为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写作文化素质的优势学科。     

世界文化视野中的巴蜀文学——评邓经武先生《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

邓经武的新著站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运用文化分析新方法对巴蜀文学进行了新的描述和研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学通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史

新的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史学科面临着严重的历史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经历了开拓、发展、建设三个阶段,古代文学史和文体史成果最多。我们正处于和平与发展、变革与进步的时代,必须要以科学智慧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思维,善于进行学术上的综合,以不同的文学时代的历史序列来概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全部历程,总结出中国文学发展的显著特点和宝贵经验,建设有新对象、新成果、新体系的文学史新学科     

政治与诗学——关于文化研究

随着 9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国内近 2 0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所造成的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 ,人们普遍感觉到 ,现代文学研究在 80年代形成的许多基本的理论预设和分析思路难以再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在今天 ,现代文学研究如何继续保持学科的“当代性” ?如何拓展研究的范围和丰富自己的分析方法 ?如何在发展学术规范的同时保持艺术敏感和思想锋芒 ?如何理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如何将历史研究和当下的文学批评结合起来 ?……在这一系列问题上 ,学术界正在产生许多新的理解、新的分歧和新的共识。本刊在上海大学 2 0 0 1年 1 1月举办的“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组织的这一组笔谈 ,正部分地触及了这些问题     

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理念及其诗学建构之思

近百年来中西遭遇的历史,决定了海外华人的生存经验具有天然的流散性和跨文化特性。因此在多元文化时代,积极地倡导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理论建构,寻求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下,重新确立学科目标、学术话语和学术规则,建构一种能动适应于多元文化时代华文文学研究需要的灵活而丰富的、带有开放性和交融性的学科理念和学术范式,显得相当迫切。有鉴于此,驱使我们有必要站在更为宏阔的视野中,探寻海外华文文学的关键性问题、整合东西与内外资源及寻求解决问题的理想途径,并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到世界移民潮和移民史视野中,即抓住作为问题的历史图景,逾越中西与文明进程,展开一番新的学术思考。     

文学变异学:缘起、发展及前景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国际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对以“求同”为旨归的法国实证性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都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在与以异质性作为可比性基础的跨文明研究有机结合后,不仅将为比较文学学科开辟广阔的学术空间,还将规整比较文学学科失范状态,刷新比较文学的学术版图,从而必将引导比较文学走出危机,迈向新的学术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从变异性的角度阐释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可增强接受国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文化自信,有效抵御文学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惯性。     

文化研究的必然性

中国的文化研究大体是在中文系的文艺学专业中酝酿而出,它在各路西学交锋往来的背景下,作为具有极大开放性的交叉学科进入中国学术语境,以及其和文学研究的恩恩怨怨等,都可见出一种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必然性。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大体经历了谴责声讨、翻译引进,以及本土化三个阶段,而大众之对日常生活开始形成的“文化”的和“美学”的态度,一个直接结果是见仁见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但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学术话语,离开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批判语境,一切貌似中立的分析将显得言不由衷。如果说文化研究本土教材的面世,可视为对文本细读和理论概论这两个文化研究的文学渊源的超越,但对于建树具有中国自己特征的文化研究学科,本土化并不是唯一的路径,相反西方理论的充分引进和消化,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现代文学中的旧体诗文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暴露了学科的门类设置过于陈旧、研究格局日益固化的缺陷,既难以有效地应对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所促发的精神和文化问题,也与近30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反思“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思想新潮愈益隔膜。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而目前的状况显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正遭遇不同程度的质疑乃至根本的动摇。要想焕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的活力,就需要根据当代文化、文学和学术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出新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视野。正是基于学科现状和前瞻性发展的需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日前举办了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讨论一系列与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寻求重建学科合法性的多种可能。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和中国大陆的50多位学者就文学性、文献学、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民族文学研究的地域拓荒与理论创新--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

《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厚重而大气的力作。该著作以全新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视点 ,运用艺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 ,首次集中检阅、考察、探讨新时期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和前景 ,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构建当代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这必将在中国地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学术地位和时代意义。     

论文艺学学科创新与地方文化传承

近年来,在文艺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到现有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阐释日新月异的文学现象,也难以满足大众不断提高的审美实践活动,文艺学知识得不到很好的转化,并产生了理论艰涩难懂、高不可攀的排斥心理。同时文学活动样式和艺术审美形式的变革要求文学理论对现实及时作出解释与回应。本文从文艺学学科发展规律出发,试图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和艺术活动,引入到文艺理论学科当中,探索文艺学学科新体系,将地方文化研究与文艺学学科结合起来并贯穿到文学实践当中。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