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论中的“生命”观

本文认为,生命化文学观是古代文论的重要民族特色之一。“生命”观的内涵体现于创作、作品、欣赏等方面,它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需要,文学作品中作家生命的结晶,具有人的生命体特征和使人观照生命的功能。“生命”观的生成以古代文学为直接条件,又受古代艺术、哲学、相术、人物品鉴、养生学、中医学等思想文化的影响。“生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论鲁迅小说创作与“五四”文学观的错位

鲁迅创作与“五四”文学理论的错位主要体现在形式、内容和时间三个方面。形式上,白话文运动的推广带来了文学工具性的重蹈,而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实现通顺明白的目标之外,还以多样化的文学样式探索文学的本体性发展;在内容上,新文学的建设是以反叛传统为起点的,但在鲁迅小说中,传统文化以其巨大的吸附性赋予了人物斩不断的民族劣根性,从而造成了中西方文化的话语断层;在时间上,鲁迅虽被誉为“新文学主将”,但他在文学理论的初创期并不十分活跃,其文学创作滞后于文学理论的提出。     

论文学翻译中“信”度之失缺

“信”的问题是中西翻译理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在当今盛行多元理论的同时,不应丢弃这一传统译论。本文以“信”的翻译原则出发,探讨文学翻译在遣词和风格方面的“信”度失缺,旨在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并能以“信”的角度进一步审视译作,从而规范文学翻译市场,提高译文的质量。     

论石舒清文学观的“转变”

“死亡叙事”成就了石舒清。今天看来,它是有一定的叙事模式的,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在把文学内敛化、心灵化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使文学停留在了自我的小世界内,形成了对外部的障眼。“日常叙事”打开了石舒清的眼界,但打开的同时,如何把认识论转化为文学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似乎仍然成为他的问题。     

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疾虚妄、务实诚的思想,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一系列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如真实、准确、独创的文学创作原则;质文相称的文质观;语文一致、通俗可晓的文学语言观;实诚在胸臆的作家修养观等.     

人体名词和“上”、“下”

方位词基本上是对称和整齐的。但是,在具体的使用中,尤其是在与一些同类词语的搭配中,方位词常常会出现不对称的现象。所谓不对称,主要是指词义相对的词语并不具有相对称的形式.如“上”和“下”的不对称。本文考察方位词“上、下”在与有关身体部位名词搭配时对称性和不对称性特点,分析这些现象的视点、论域与参考点。     

“稳定的先锋派”及其逻辑展开——残雪的文学观论析

作家残雪多年来创作始终保持着独特而又一致的风格。这种外在的状态充分反映了残雪一直坚守着稳定的文学观。结合残雪的小说创作、自述性文字,可以读解出残雪的文学观在源头上上溯至童年的记忆,其以个性的现代主义为基石,坚持纯文学的立场和精神层次,其自觉追求创新、深刻和自由,又体现在文体、语言和性别等多个方面。探究残雪的文学观,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创作,进而推动、深化残雪研究。     

论形上理性权利观

形上理性权利观是西方权利正当性观念中最为核心的理论流派。这一观念理论以抽象的方式表达出对权利至上性的信仰,通过强调理性的决定作用,主张理性是权利的最高准则,权利的正当与否,取决于是否与理性相一致。康德与黑格尔为这一观念提出了本体论的证明方式,其理论特质为权利具有神圣性和不容置疑性;权利具有决定性;权利具有合乎道德性。形上理性权利观主要表现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宪政实践和法律的价值观念中。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检察官“上命下从”的柔性

对于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上命下从"关系,存在将其理解为绝对服从命令的误识。通过比较检察官、行政官、军人之间的"上命下从",表明为了保障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检察系统的"上命下从"是一种柔性的服从,下级检察官并无绝对服从命令的义务。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汉韩方位词“上/下”和“■(■)/■■(■)”的时间隐喻对比

汉语和韩国语都有用空间概念隐喻时间的表达方式,可分为水平移动式隐喻模式和垂直移动式隐喻模式。本文采用语言对比的方法,重点考察汉语的上/下和韩国语■(■)/■■(■)所表示的垂直移动式隐喻模式,对比上/下和■(■)/■■(■)所表示的时间意义及所蕴含的时间观念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上”和“下”在“V＋上/下＋N”中的不对称及对称现象研究

以＂上＂和＂下＂在＂V＋上/下＋N＂格式中出现的有关不对称和对称的一个具体语言现象为研究对象,针对其形式不对称、形式对称但意义不对称、形式和意义均对称等现象展开研究,运用＂视角＂、＂凸显＂等概念,从语言要素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分析,为＂V＋上/下＋N＂格式中＂上＂、＂下＂出现的不对称与对称性提出了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三下三上”

邓小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有过三下三上,这都和毛泽东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倚重,始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感情。1933年,邓小平坚定地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第一次下。从1935年到1966年,是毛泽东把邓小平提拔起来的第32年。从1966年到1973年复出,是邓小平的第二次下的8年。邓小平的二上是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了一定醒悟,决定让邓小平重新出山。邓小平的三下是个伟大的悲剧,但毛泽东最后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清醒,他没有听从四人帮的意见,相反,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以观后效,为邓小平更辉煌的三上提供了前提。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钟书的翻译文本观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关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亦是钱钟书整体翻译观的核心;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     

论老子的“观”

“观”与上古宗教祭祀活动有密切关联,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常用于尊者和国之大事.老子之“观”摆脱了传统的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突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成为修道的实践方式.老子以“妙徼”双观,揭示了道之“无”、“有”的体用意义.老子的“观”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的“看”,而是修道者对其所置身的世界的存在领悟.在“观”的存在领悟中,道之“自然”的价值与意义获得呈现.“自然”即存在的“本然”,是存在者对其自身以及所置身世界的价值性体认.在落实于身、家、乡、国、天下的修道实践之中,老子“道”的实践特征与境界意义获得充分的呈现.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