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民间慈善活动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民间慈善活动包括资助族人度过难关、对身陷困境的乡邻施以援手、让利施惠于人、灾后义赈、捐资兴教助学等形式。民间慈善活动的盛行,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儒学教育的深入普及,使仁慈观念深入人心;雷州地方官及本地义士慈善义举的示范影响;官府对慈善义举的表彰及民间对慈善义士的推崇;慈善义举是富有人家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民间慈善活动的开展,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人才辈出。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的学校教育与“风水工程”

明清时期,雷州地区兴建了不少"风水工程"。这些"风水工程"大多数与学校教育或科举考试有关。这些"风水工程"能给落后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士人)带来莫大的心理慰藉。古代雷州士人最迫切的愿望是科举及第,平步青云;而官员们营建的一项项"风水工程",正是赠送给每位士人甜美的"心灵鸡汤"、丰盛的"精神宴席",同时也是封建官员争取士民支持的"民心工程"。     

苏辙流寓雷州行迹探析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辙被贬雷州一年,留下东亭、东楼、苏公楼、遗直轩、苏楼巷、苏颍滨先生祠、苏公亭等遗文遗迹,给雷州士民留下丰富的物质、精神遗产。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清初雷州地区的平乱与社会重建

清初顺治、康熙两朝,值改朝换代之际,地处边陲的雷州地区,几十年间处于局势动荡之中.不仅明清两朝军事力量在此展开长期的、势均力敌的搏杀、争夺;一些没有能力承担苛捐杂税、“征粮比饷”的民众被逼上“梁山”;一些不法之徒也乘乱而起,趁火打劫.这些被封建官府统称为“盗”、“贼”、“寇”的团伙,占据山区、海岛,不时四出剽掠,杀害人命,使雷州大地处于满目疮痍之中.在此过程中,清朝廷及地方官府一方面征调军事力量,对雷州各地的“盗贼”进行征剿;另一方面又在军事、行政上做了大量工作:修武备、固边防,禁暴虐、除积弊,招抚流民、垦荒种植,复兴学校教育等等,使被长期动乱摧毁的地方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清初雷州地区的动乱至康熙朝才渐被平息,雷州社会的动荡局势才渐趋和平安定,为日后雷州地区经济的发展、文教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善会和善堂为中心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明清时期苏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等官方慈善机构,也有官方和民间创建的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等善会和善堂。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合作无疑是促进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因素．     

唐至明清时期雷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

唐至明清时期雷州城市的修建十分频繁,这既与雷州自然灾害严重有关,又与其突出的军事职能有密切联系.其平面布局则深受中国都城的影响,同时又有因地制宜的地域特色.     

明代雷州地区的“寇贼”之乱

雷州自古多"寇贼"。有"瑶贼"、"倭寇"、"海贼"及其他"寇贼"。"倭寇"、"海贼"的猖獗与明朝廷推行的"海禁"政策有关;造成明代雷州地区多"寇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明朝廷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欺压、明朝军队及过往官员对雷州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骚扰;明代在雷州建珠池采珠,也是导致雷州民众为"寇贼"的原因之一。"寇贼"之乱使雷州人口大减,破坏了地方社会秩序,对雷州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加重了雷州人民的经济负担,对于雷州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摧残也是极严重的。为减少损失与危害,尽快恢复发展生产,地方官府采取了若干有效的措施。     

雷州石狗民俗文化探源

石狗是雷州民俗文化之瑰宝。雷州先民视狗为灵物,唐代雷祖诞降的传说使雷州先民祭祀灵物之风遂盛;宋元时期福建莆田人的迁入,使这一灵物有了新的特征;明清之际大量汉人的到来,又形成了以汉族民俗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石狗文化体系。石狗从图腾崇拜、灵石崇拜到呈祥辟邪、守护神灵这一内涵的转化与发展,以及雕刻形制的具象、夸张和狮狗类型的多样性变化,呈现了雷州民俗文化浩瀚漫长的历史。     

徐霞客与鸡足山--关于此题的明清史背景片想

文章从徐霞客与鸡足山的关系,讨论了云南地区明清时期的若干历史背景,即实学思潮对云南的影响及晚明士风等问题,具有地方文化的学术参考价值。     

宋代以来雷州半岛水利建设及其影响新探

雷州半岛缺水决定了水利是其命脉。宋代以来,雷州地区大兴水利,兴修了西湖渠、特侣塘、捍海堤等水利工程,形成了发达的水利网络。与之相适应,实行塘长、岸长制度,制定严明的水利法规。雷州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雷州半岛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城市水患,也反映了官绅集团在水利共同体中的相互关系,而雷州州治变迁也与水利工程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了以雷祖祠为中心的相关信仰中心的变迁。     

西方慈善救济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分析

开埠通商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西方思想和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慈善与社会救济领域,通过早期出洋考察的学人、士绅和官员的传播和思想先驱的鼓吹与倡导,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吸收了西方国家近代先进的济贫思想和实践经验,充实和扩大了慈善救济的内容与对象,使慈善事业有了近代公益事业的特征,树立了教养并重的救济理念和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富国养民思想。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慈善机构考略

明清时期镇江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漏泽园等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也有育婴堂、救生会、清节堂等众多善会和善堂。慈善机构的发展呈现出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管理明确、成效显著等特点。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在慈善机构的创建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袁世凯与清末官绅教育

袁世凯的官绅教育主张及活动主要包括参劾与请奖并施、设立官吏教育机构以及派遣官绅游学与游历三个方面。就地位而言,设立教育机构是官绅教育活动的重心与核心,它既是参劾与请奖活动的发展和完善,又是派遣游学与游历举措的基础及前提。参劾与请奖、派遣游学与游历分别从教育策略和教育措施上充实了官绅教育活动的内容,前者是奖惩机制,提高了官绅教育活动的成效|后者是交流方式,拓展了官绅教育活动的空间。从地域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立足于山东、直隶两省,而且兼顾中央,作用于全国官绅教育的实践。从时段上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不仅贯穿于他抚鲁督直的全部过程,而且持续于'新政'改革的整个阶段。整体来看,袁世凯的官绅教育活动培养了一批推行'新政'改革的新式行政人才,加快了山东、直隶两地'新政'改革事业的步伐,对全国'新政'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雷州文化及其德育意义探析

传统的雷州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民俗文化为载体,以地方文化为特色,是为广东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雷州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了当代湛江文化。湛江文化与雷州文化的关系是传承与发展的关系,雷州文化是湛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雷州文化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人文精神,尤其富蕴着当代德育意义,雷州文化与湛江的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作为独具地域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历来是湛江人民用以传承传统、教育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德育资源。     

明代雷州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雷州地区的教育事业至明代获得大发展,培养造就了众多的人才。这是由多方面条件共同促成的:首先是地方官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学校教育获得了坚实的经济支持;再次是明代雷州人对于教育、科举的热切追求。明代雷州教育事业的发展,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使雷州人才辈出,尤其是政治人才;教育的发展,伦理道德规范的宣扬,改善了雷州地区社会的风俗与面貌,也推动了雷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清末民初中国基层教育权力格局的重构及其意义

清末民初，民众、士绅共同构成的教育权力共同体随着国家教育权力的向下延伸而逐渐解体，国家代替民众和士绅掌握了对县以下教育的主导权和决定权。通过统一学制的建立和教育行政权的上收，教育脱离私人属性，成为国家的事业。这一变化顺应了国家权力向下发展的历史趋势，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雷阳书院考释：兴建其意义

雷阳书院兴建于明崇祯九年即公元1636年,它填补了当时雷州地区书院教育的空白,是振刷文风、挽救雷州地区文教颓势的一次尝试。雷阳书院＂名始于元＂的说法是对古籍文献的误读。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