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通过藤田丰八在东文学社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了解到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同时浸润到他的思想之中.而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人在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最终促成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陈直先生的学术风格 ——在纪念陈直先生逝世20周年暨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陈直先生在秦汉史、历史文献学诸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继承并发扬了“二重证据法”，他的史学成就与方法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来     

关于“四重证据法”之学术考察——从国学到文学人类学

四重证据法是叶舒宪先生提出的主要针对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自提出以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文章认为四重证据法是在伴随古史研究从“信古”到“立体释古”之发展趋势上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厘清四重证据法之材料性质: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人类学民族志材料或跨文化比较材料、实物及图像；并探究其方法论基础,即证据所构建出的事件与事实之间的同一与相似关系.     

重估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界创造性地提出"重估大传统",重新反思文化"大传统",以求达到对现有文明历史框架的超越与拓展。四重证据法作为"重估大传统"的方法论之一,在叶舒宪等人的一系列学术探索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四重证据法作为本土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学者为突破西方现代学科建制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在反思人文与科学之间对立的世界性思潮中,为弥补人文与科学的割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文章将结合实例,着重讨论多重证据法之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的性质及运用,透视其在方法论的维度上如何融合实证与阐释两种理路,从而有效地调和了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之间的尖锐对立。     

《熊图腾》:在四重语境中的新阐释

叶舒宪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之所以能引风气之先并给人以学术启迪性,就在于他能不断地反省自己,超越自己.他在<熊图腾>中的自我反省与超越表现在:一是从文本研究走向田野调查,对华夏起源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二是对图腾批评的再阐释,从父权制文化的祖先神话图腾的考察走向史前"女神文明"的探究;三是明确提出"四重证据法",并尝试"四重证据法"在揭示中华祖先神话起源方面的阐释效力;四是在民族志"写文化"的批判反思语境下对写作形式的初步探索.     

“二重证据法”的教学应用--以考证“武王伐纣”之年为例

“二重证据法”是结合文献与出土文字资料探究史实的方法,以此作为考证“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教学案例,在课堂中进行研读古籍和考证方法训练,有助于提升学生研习史学的能力。     

神话与历史:探源中华文明的新视角——以《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为例

王国维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之论,曾言＂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二者不易区别＂。如何看待＂传说＂与＂史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近现代人文学术的主要线索之一，中西皆然。     

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中国史学一直有"孤证不立"的传统。陈寅恪提出并实践"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地下文物与传世史籍的互证。后又有"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提出,以拓宽史料领域,增强史实客观性。多重证据法即互证法亦即印证法。它与兰克(L·V·Ranke)提出的"外证法"和"内证法"学理上一致。多重证据法"由一到多"的发展,体现出对印证广度与厚度的关注。而且多重证据法重视新证据的发现,在研究中,史学家已注意到历史证据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功用。不同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明方法在法证据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学的多重证据法与法证据学的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共同之处表现在二者的证明目的、性质与对象以及对印证方法使用的基本方式具有相同性,参与印证的证据材料类型也具有相同性。但二者也有一定区别:包括印证材料的类型有别,印证证明的要求和标准不同,法学运用印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大于史学。为保证客观性,法学印证过程中运用的推论方法与阐释方法受较严格限制。法学与史学运用印证方法"和而不同",但亦可通过比较研究获得启迪,改善各自的证明方法。     

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

将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相联系: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俗学的民族学的大量参照材料;四重证据指考古实物和图像.用叙事学术语,可将第四重证据的功效概括为物的叙事及图像叙事,其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超越汉字记录的局限,在文字文本之外重新建构文化文本.以死而复生神话信仰的多种动物形象--虎、鹗、熊、蝉、蛇等的图像编码为参照,提示对文献叙事难点问题的再解读.     

丁山先生的甲骨金文考释与古史研究

丁山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考释甲骨金文主要是通过字形比较、辞例推勘、据礼俗和民族史料释字,其古史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前神话、殷商氏族方国、商周史料考证、商周年代学研究等四方面.丁山古史研究的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在三个层面上的运用与扩大,对古史辨伪理论也有继承和发展.这些方面,我们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

以文学人类学对荷马史诗的重新解读为例,展示了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视野为重新表述中国文化提供的借鉴,论述了从文学人类学的多元族群、多重视野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再认识与再表述."四重证据法"的方法拓展了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以此来进行单一的文献训诂、美学赏析所达不到的深层文化剖析.     

证据法与法官的素质

法官有其思维的"支援意识",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因时因地不同.证据规则值得研究和遵守,但证据法不可以提高和弥补法官的素质.     

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评叶舒宪先生的《文学人类学教程》

《文学人类学教程》的意义大大地超出了教材的范畴,是一部奠定文学人类学学科基础的著作;《文学人类学教程》最突出的创新和主要建树,就是文学人类学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百年来,虽然有不少近现代学者探索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文学研究,但是明确作为一种整体新研究范式的提出,确实是由叶舒宪完成并由《文学人类学教程》集中体现出来的.对什么是“文学”本体论的反思和建构,是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最重要的文学思想.从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继承到“四重证据法”的提出,叶舒宪以他倡导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完成了一种对国学传统方法的现代衔接与更新.从这些角度看,《文学人类学教程》无疑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兰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叶舒宪:《物的叙事:中华文明探源的四重证据法》指出文化研究的多重叙事概念与国学研究的四重证据法是有关联的:一重证据指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出土文献;三重证据指人类学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     

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

穿耳和耳饰的起源,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耳饰起源与史前期的人体神话观有密切联系。其特点是将头和耳视为通神或神圣的部位,并在耳与心之间建立神秘联系。以玉器为耳饰,是史前中国和东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究玉文化起源的奥秘,需要还原性地认识史前东亚的玉石神话观与人体神话观互动与结合的特殊情况。文章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     

神话学与中华文明探源——中原话有熊座谈会实录

文章是国内神话学研究的一次专家座谈会实录.河南省的学者专家围绕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关于"中原话有熊"的文明探源报告,就神话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如何参与中华文明探源课题研究展开热烈的讨论,提出具有前沿探索性的诸多新观点和人文研究创新思路.如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学科定位与方法视野大拓展,神话研究如何重构失落的历史,凸显民族文化精神,四重证据法的应用推广,以及如何建构跨学科的人文研究新范式.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主题是神话历史与四重证据法,共刊发了4篇文章。叶舒宪《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唐启翠《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