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童养媳——对《童养媳考略》一文的补正

读了《社会》1983年第一期的《童养媳考略》一文,感到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补正。一、关于童养媳的含义,正如《考略》所说的,是“领养人家的小女孩做儿媳妇,等儿子长大后与之结婚。”无疑地,童养媳习俗是父母包办下的早(定)婚现象。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旧俗于童幼之时、襁褓之中就轻许婚姻的早婚、童婚现象。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具有领养关系,未成年的女孩子定婚后,就要到男家,由男家“抚养”长大再成婚。故《考略》所引述的山东省商河县(文中误为高河县)一些地方存在所谓“娃娃亲”、“小合亲”的问题:“有的孩子才十一二岁,甚至才六七岁,父母就给订了婚”(见《大众日报》1982.5.11),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父母包办的早(定)婚陋习,不能作为“领童养媳旧俗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又有所回潮”的例证。二、童养媳习俗最早可溯源于古代的媵制。嫡女出嫁,以其侄娣从行。这从嫁的侄娣中,就有未成年的女子,养于男家,待成年后成为男子的小老婆。但这和后世的童养媳习     

西宁——开辟低保资金“绿色通道”

建立低保资金专户 1996年低保制度建立之初,青海省西宁市民政局就建议市政府对低保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专帐管理、专款专用”,但由于市、区(县)财政困难等原因,低保资金专户管理未能实现。随着低保对象、低保资金及各项配套资金的不断增加,如何落实好、管理好低保资金逐步成为城市低保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低保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时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区(县)财政困难,个别区(县)配套的低保资金很难及时足额到位,低保对象无法按时领到低保金;另一方面是区(县)财政部门从资金调度的角度考虑普遍不愿设立低保金专户。为了保障     

商港城市明州兴起原因探析

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奉化江与余姚江会合处的市江两岸,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沿海贸易港。据古史记载,明州一带原为夏禹第五代孙夏王少康的庶子无余的封地,称“甬句东”,在夏、商、周三代均为越族活动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在明州一带正式建立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但当时这三县的治所均不在今宁波市城区内。至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晋将刘牢之为了防御当时的孙恩农民起义军,才第一次在“三江口”(奉化江、余姚江、甬江会合处,今宁波市城区内)筑城,“刘牢之筑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篠,俗称篠墙”。不过刘牢之所筑之城,     

对农民增收的思考--以江苏吴江市为例

社会实证 位于江苏苏州市南部的吴江市古属垂青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式的江南富庶之地。虽然,如今它已是著名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全国渔业生产百强县市”、“全国乡镇工业先进县市”、“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市”、“全国科技兴农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示范县市”、     

刘基军事思想述评

明朝开国功臣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府青田县南田(今温州市文成县南田区)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朱元璋开创明朝,“赞画帷幄之奇谋,恢复中原之大计,往往属之基,故在军有子房之称,剖符发孔明之喻;”(张时彻《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本文拟就他的军事思想作些初步探讨。(一) 刘基应聘参加朱元璋队伍是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时年五十。他的主要军事思想在这以前便已基本形成。刘基之所以能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彰显人文个性,梳理审美文脉——简论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的学术特点

在古典戏曲研究史上,清初杂剧始终处于尴尬的地位。相对于整体上颇受冷落的清代杂剧研究而言,与明代中后期杂剧一脉相承的清初杂剧应该算较受关注的一个点,无论在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清中后期杂剧研究所无法相比的,这或许可算是它的“不幸中之幸”,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阿伊努族的渊源——赫哲族

我所居住的神奈川县大和市深见台,有座高60公分左右的“阿伊努之碑”。正面碑文是“南无阿弥陀佛。两千年前阿伊努古墓附近的万灵碑”;左侧碑文:“昭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施主中丸银治”;右侧碑文:“神奈川县史迹调查委员石野瑛认定”。这是几十年前,在路边杂草丛生的坟地中发现的。我出生在北海道北见国的诸滑村,村旁就有阿伊努族古墓,所以,从童年起就非常关心阿伊努民族,很想弄清那座“阿伊努之碑”的来历。然而,石野瑛、中丸银治两位先生现都已过世,虽然向市有关部门和文物保护单位提出了保护、研究“阿伊努之碑”     

批判陆王学派的豪昧主义

在历史上,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总是希望广大人民愚昧无知。因此,他们除使用各种手段愚弄、麻醉人民外,往往公开提倡蒙昧主义。远在先秦,当时影响较大的几个学派都程度不同的具有蒙昧主义色彩。孔子虽主张教民,但却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至于道家和法家,蒙昧主义色彩就更为突出。《老子》书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因此,它公然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第六十五、十九章)韩非子则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又,以法为教”(《…     

亚里士多德的■υσ■α与韩非的“理”的比较研究

■υσ■α是古希腊词，是系动词的现在分词/动名词形式，亚里士多德用它来指称事物的本质。在《范畴篇》中，它被分解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是主谓句(系表句)的主词，第二实体是宾词。第一实体指一个具体物，第二实体又被分解为表示属性的种概念和属概念，于是，“种概念加属差”就成了确定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在《自然篇》(旧译《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又引入了“质料”概念，并用“形式”和“缺失”的对立来说明形式如何借质料而成就现实之物的本质。他还用“四因”说明事物变化即从潜在状态变成现实之物的原因。由此，回应并弥补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某种物质作为事物本原、巴门尼德主张事物本质不变，以及柏拉图以范形为事物本原的诸多观点中的偏蔽。“理”是战国中后期广泛使用的带有理论性的概念，韩非用理来说明具体事物的本质。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用稽来说明道和理的内在联系。稽有合、当之义，但它不是一般的合、当。它有停留、形式、考查、计算等理性化的含义，与法家的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颇为一致。韩非宣称，道整合所有的理，所有的理都集合于道。按逻辑，所谓合，从相反的方面看，就是分。韩非的意思是说，万物皆有道，这是万物相同...     

用于对称的“子”应为人称代词

古汉语著作经常用“子”来指称谈话的对方。这种用于对称的“子”(以下简称为对称“子”),历代学者都释之为“男子之美称”或“男子之通称”;《马氏文通》独创新说,认为它“每用如代字”,是代替“尔”“汝”的代词。现代语法学家则否定马氏的说法,延用传统观点,明确指出“子”是尊称,是名词。例如王力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三二八页中就写道: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举例中就有对称“子”例;又如郭锡良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子”是名词,不是代词,当它被用为‘汝’的意义的时候,只是借名词为尊称。”(见该书第三六五页)     

论先秦时期自上而下的监察

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一般都认为是在秦汉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逐步确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自上而下的监察现象则并不是在秦汉以后才开始出现。杨宽先生在《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一文①中提出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创始时期。这一时期已开始在中央和地方设置监察官,御史等已带有监察性质;与此并行的还有视察地方的“巡行”、“行县”制度。而这种“巡行”、“行县”制度是把过去奴隶制时期的“巡狩”制度改革而成的。其中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失为一个有启示性的论点。此外,以往还有以《周礼》所载之“小宰”视为我国…     

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在唐代,隶属于渤海国东京龙原府。龙原府(今珲春县八连城)是渤海五京之一。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于公元785年(唐贞元元年)曾将国都由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迁到龙原府,“贞元时,东南徙东京”①,龙原府遂极一时之盛。珲春境内的渤海遗迹,显示了当时的繁荣。穿过珲春境内的通往日本的渤海“日本道”,是渤海与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进行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早在本世纪初,珲春的渤海遗迹就引起     

“差异就是矛盾”的由来和实质

当前对于“差异就是矛盾”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维护传统的说法,即“差异就是矛盾”,把它作为普遍的原理,对它全盘肯定;另一种意见,则全盘否定“差异就是矛盾”的命题。这两种意见,都各有合理之处,但又都各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差异就是矛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及它是否是矛盾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差异就是矛盾”,这是多年以来,不仅在我国哲学界,而且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理论界中,颇为流行的观点。“差异就是矛盾”是怎么来的呢?它既不是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明,也不是出     

使动、意动拾遗

什么是使动?什么是意动?从道理上说,它并不难以理解,但具体分析一个句子,却往往意见分歧,难以统一。因此,对它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我以为仔细揣摩主、宾语之间的动词(或其它实词活用的动词)在句中的意义,是正确分析使动、意动的关键。如: ①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②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战国策·齐策》) ③於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同上)     

元稹“艳诗”考论

元稹自叙“艳诗”定义,以“干教化”相标榜。陈寅恪先生虽以为其为昔日情人崔莺莺而作,但今日学者复相质疑。本文首先考察元稹诗歌结集情况及现存作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元稹所标之“艳诗”,虽非咏一人而作,但其中亦包括为崔莺莺所作之诗歌作品;(2)元稹“艳诗”可分为三类,究其整体性质,则属艳情之作。     

重视爱情婚姻的社会性

1 从古到今,人们都在追求着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但是,这“理想”二字,有时并不明白,因此也就受着折磨。有人把“爱情”理解为纯粹“情之所爱”,是完全属于个人的。这是一种误解。爱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一,是一种复杂的、圣洁的、崇高的感情活动。它不仅包含有“情”,还有思想和意志。因之,它是理智的,也是最富有情感的,它是现实的,也是最富有理想的。婚姻则是爱情的延续和固定。婚的含义是明男女之礼;姻的含义是明亲戚之别。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一旦付诸     

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与和谐社会构建

“贵和”既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表现在诸多方面。就国际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人们彼此间和睦相亲、和衷共济,认为“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又告诫人们“和气生财”。至于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中国古人始终认为,因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形成的祥和之气是最美好、最可贵,因而是最值得珍视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立足地方 突出当代——新编《建德县志》读后

浙江在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第一部新县志《建德县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建德县志》从1981年开始纂修,到1985年终稿付梓,它的编纂成书,代表了六五期间浙江的修志成果之一。《建德县志》首列大事记、概述;中设建置、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人物、社会等专志共七编;后置附录。全志凡七十五万字,记载了建德自建县以来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既体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又着重记述了现代历史,尤其是当前的状况,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新县志。《建德县志》的“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纵贯古今,上自三国孙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建县,下迄1983年,记述了建德县历史发展中的大事。并从便于读者查考的角度出发之对原寿昌县(公元225—1958年)行政区域的大事,凡寿昌建县到撤销这一段均单独记载,放在建德县,后。这种记述方法,对由两个以上县合并而成今天行政区域的县,在志书编纂方法上,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建德县志》的“概述”编,没有采用通常那种概述全貌,勾勒轮廓的记述方法,而是从水县地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