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述评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领域内的一项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知识分子通过思想改造,清除了原有的资产阶级及封建残余思想,适应了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考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对当今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基本上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发生的原因及社会影响和评价等方面。而对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海外中国研究界也有所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思想改造的目的和方法及评价等方面。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20世纪50年代末党的意识形态革命与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逻辑 ,是塑造社会主义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但采取怎样的方式关系到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能否顺利进行。建国初期 ,党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对于建设与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意识形态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采用了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形式 ,使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发生了偏离。特别是 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党和知识分子产生了疏离感 ,损害了党的权威资源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多种经营思想的形成

多种经营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多种经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多种经营并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种经营思想,为以后多种经营和多种经营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前后之主动转变及原因

一、前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于1951年秋冬之际发起了一场对知识分子（主要涵盖面为原国统区内的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新的执政党认为，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一般出身于地主及小资产阶级家庭，这种“剥削阶级”的出身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思想言行上留下烙印，所以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50年代南京肃清烟毒运动初探

南京是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前国民政府首都 ,也是解放前烟毒的重灾区。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的烟毒状况、烟毒法规的颁布、烟毒查禁过程等史料的分析 ,回顾总结那场声势浩大的肃清烟毒运动的成功经验 ,以期对当前和今后的禁毒工作有所启示     

20世纪2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

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和政治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在该时期同样经历着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双重转型.由于急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知识分子与苏维埃政权的失和关系深刻、广泛地影响到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而且在客观上加剧了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态度,并且反映到了未来的苏联政治之中.     

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留美知识分子群的集聚与离散

民初大量留美学生进入东大,由于个体活动与学术的必然联系带来大学整个学术气氛、办学模式的美国化倾向；留美知识分子以美国所受的教育训练,在学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大显身手,其在东大的活动,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大学教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开拓者.东南大学留美知识分子的集聚与离散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大学制度影响大学发展的样本,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转型过程中外来化与本土化的困顿.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一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建国之初,党面临着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任务,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绝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其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是与党所赋予的历史任务相矛盾的,因而党所提出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之客观规律的.然而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偏差,特别是经验主义的惯性作用,这一方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失误,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启迪.思考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土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丁玲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为中心

土地改革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成效显著.这一运动的效果,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有所反映,作家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贬低批判和他者化,完成了将意识形态所定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内化的思想改造,"成功"地将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剥离出去.而恰是因为这种知识分子叙事的"去知识化"的追求过甚,限制了土改叙事的高度与成就.     

论陈云的知识分子思想

陈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要求积极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提出要团结、改造、使用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强调切实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合乎人民的长远利益.     

救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大学知识分子形象

对市场化语境中大学知识分子的蜕变、异化现象,那些有良知的作家痛心不已,纷纷以小说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关注与思考,字里行间表现出强烈的救赎情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中,对于精神异化的大学知识分子救赎的文学想象,主要存在出走忏悔死亡三种方式。这些救赎模式的有效性自然有限,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作家对大学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思考,也为如何拯救异化的大学知识分子提供某种可能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     

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

20世纪30年代,河北定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力量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他们特殊的留学经历、知识背景和宗教信仰使定县的乡村建设与当时美国的学术团体和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赢得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支持.他们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为探寻中国乡村的现代化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论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征认知及其意义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典型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坚定的自由主义信念,是"言论干政"的积极参与者、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倡导者.尽管他们的努力昙花一现,但并非意味着这种探索毫无意义.思想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真理与谬误的标准.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以及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还是值得肯定的.     

20世纪50年代初国共两党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国共两党分别在台湾和大陆进行了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台湾的土地改革使国民党在台湾站稳了脚跟,并促进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大陆的土地改革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使当时的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的态势 ,美国为实现其自身战略 ,极力将当时国内基础还相当虚乏的中国推向“四强”之列 ,而蒋介石政府亦企盼通过美国的扶持跻身于大国的台阶 ,实现其独裁构想。由于中美两国政府在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上各有所怀 ,相去甚远 ,因此 ,开罗会议虽把中国抬上“四强”之列 ,但实际上 ,中国的国际地位未能得到根本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