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殷墟卜辞中的“王族”

甲骨文中的“王族”,不仅仅指时王所在的那个氏族,而且包含了多个与在位商王有或远或近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是同“多子族”一样的子姓商人族氏集合的称谓;可能属于商代“王族”族氏的有犬延族、戈族等;“王族”的成员既有贵族,也有普通的族众;既从事对外征伐,也从事农作     

殷墟村中村南田猎卜辞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是近期整理出版的重要甲骨资料,其中所见田猎卜辞设问简单,内容大多卜问田猎的时间和地点、参与者、采用何种狩猎手段、天气、收获、是否有灾等问题。经过初步整理发现,商王在田猎日的选择上是有一定倾向性的,田猎地点相对集中,参与者除商王外,还有尹、旅、某■等王朝官员和军事组织,这些内容进一步充实了以往的田猎研究。     

殷墟《花东》甲骨中的“鬯”祭卜辞——殷墟花东卜辞研究

殷墟花东甲骨卜辞中大量用鬯祭祀,不仅反映了商代制酒业的发达,主人"子"是当时殷商王朝最高统治阶级内部一个只关心自己家族利益、图谋个人势力发展的危险人物.     

殷墟卜辞中的邑与示

殷墟卜辞中有众多的邑,名号不一,位置各异,也有与＂邑＂相关的称呼,如望乘邑、邑戈、有邑、邑人、邑并等。邑并参与征伐、省廪、宿卫、祭祀等重要事务,并被分封。卜辞＂惠在某田某示＂中的＂在某田＂指设置在具有战略意义地区的诸侯,示读为＂置＂,＂示＂有农业和畜牧业,有时被商王封为官吏,封示的贵族称＂有示＂。     

殷墟卜辞中的“商”与“大邑商”

殷墟卜辞中"商"有数种含义,具备商王畿及王都的二重概念;商末王畿内部结构发生改变,反映在卜辞中即为"大邑商"与"天邑商"的出现.卜辞"王入商"说明商后期王畿内部除了王都之外,还同时存在着数个王常住处理军政事务的都邑.利用卜辞中与"大邑商"同版出现的地名,系联其他与王畿相近的地点,可勾勒出王畿之大致地理范围.     

卜辞阴阳五行考

"阴阳"、"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尚书·甘誓>及<周易><老子>等古文献,随着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古老理论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商代,资料显示当时"阴阳"、"五行"理论在山川地域、筮卜祭祀、方神风神、季节物候诸方面均有较为广泛的运用.     

卜辞阴阳行考

“阴阳”、“五行”概念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尚书·甘誓》及 《周易》《老子》等古文献,随着甲骨的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古老理论追溯到三千年前的 商代,资料显示当时“阴阳”、“五行”理论在山川地域、筮卜祭祀、方神风神、季节物候 诸方面均有较为广泛的运用。     

殷墟卜辞中的戍和奠

商代甲骨卜辞反映了当时屯兵戍守的情况。因军事需要戍卒以族为单位被征调到边远地区或要害地方。戍守部队不仅仅限于防守 ,还要参加进攻行动。长期驻守未轮换的戍卒 ,有的逐渐就定居于当地。商统治者为巩固边防或新获之地 ,还封建诸候予以镇守。     

甲骨卜辞语法研究应谨慎——读《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有感

卜辞语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分析其原因。客观方面包括卜辞残缺、所借助的研究材料为二手材料等。主观方面多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文字理解有误,如认错字、解错词、断错句等;也在于研究者占有材料不够,对卜辞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     

卜辞所见商代晚期封国分布考

我们支持商代晚期出现分封制度的观点。本文所考的 36个国家分别被封为侯、伯、亚、子等爵称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或进贡或来朝 ,有的还与商族保持着婚姻关系 ,成为商王十分倚重的力量 ;这些封国主要分布在今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中南部和商王畿的东南部 ;封国外侧多方国分布 ,其藩屏王室的目的显而易见 ;全文充分依据卜辞中丰富的历史地理材料 ,对 36个封国的地望及其分布逐一进行了考证     

关于《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问题

本文对《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形式、评点内容以及其与其他《楚辞》评点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该本抄袭、伪托之迹,暴露了其成于书贾之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说"诸"

在现代汉语中,动词后面的“诸”通常被解释为“之于”的合音词,我们通过对先秦典籍中“诸”的使用以及语言学典籍对“诸”的解释的调查,结合现代语言学合音词、韵律句法、语法和词汇的关系等语言理论,对动词后“诸”是“之于”的合音词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诸”的词汇意义很虚,作为虚词,它的主要语法功能是联结动词和它后面的连带成分,使前后两部分密合成一个整体,使动词的动作有所归属;在现代汉语中,随着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动词后的“诸”演变成一个意义更虚的词,它和“之”的最大差别是文言色彩更浓一些,使句子在能够完整表意之外,在节律上更趋向完美和流畅。     

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遗民”视角看《人间词话》的内在矛盾

从"遗民"视角进入《人间词话》,可以发现"易代"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空前思考与表达自由,可以更好体悟《人间词话》的强烈个性色彩。但是,从王国维品评作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又可以看出其身上所遗留的传统士大夫式的心理洁癖。正是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属性,造成了王国维进退失据的人生矛盾。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刊载了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2005年6月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由于文物是在机械施工中发现的,残损非常严重,出土地点的原始状态也完全被毁坏,经过整理,此次共出土文物70件,其中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本文试就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文化交汇树新风,“西厢”故事奏奇声——金代草原文化对《西厢记诸宫调》创作的影响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在体制功能、主题设置、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等方面的倾力创新,把婉曲细腻的张生和莺莺的曲折恋爱的世俗故事与金代草原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杂糅共生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构成了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化交汇与更深层次的人生追求相互支撑、促进、对立、矛盾的人文景观,为王实甫《西厢记》的卓然独秀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变化主要来源于女真民族婚俗文化的影响。     

新思潮萌生期的进取与彷徨--祝允明思想述评

弘治正德前后几十年,是明代思想、文化界出现新变的重要时期.祝允明就是生活在此时的著名文人.他赞美自我价值、抨击官方学术,推崇经世致用的实际才能,表现出一个有识之士的卓见;但同时,仍然与不少在高度专制下变形的价值观念纠缠不清.对其思想中激进、沉实、保守诸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昭示出这种复杂思想的多方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