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女子的财产继承权

经济独立是妇女获得解放的基础 ,而享有财产继承权是妇女达到经济独立的重要途径之一。民国时期兴起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运动 ,使《中华民国民法》明确赋予了女子财产继承权。但从司法实践与社会实际两个角度全面衡量 ,民国时期虽然在法律上赋予了女子财产继承权 ,但女子财产的继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受到相当限制的 ,更无法与男子财产继承权相比。     

论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确立

中国女子近代继承法意义上财产继承权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文本上取得财产继承权 ,到判例、解释例使之从受限走向平等 ,再到民法继承编的最终法律确认。女子财产继承权的成功转型从另一个侧面对近代继承法 ,乃至是民法实施的不太理想作了诠释 ,告诉我们从法观念到法制度的变迁 ,不是一种简单的置换 ,而是要受制于作为整体的法文化发展变迁的规律。     

政治、法律与社会习俗之间的博弈——对1926-1928年女子财产继承权法律变化的解读

1926年国民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但当时的最高法院在解释女性这一用语时,进行了狭窄的解释,从而对女性财产继承权进行了很大的限制。从民初独特的社会背景来看,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倒退并非单纯是司法保守性的体现,事实上,从1926--1928年期间,在女性财产继承权变化的表象背后,更多地体现了政治、法律、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力量相互之间的作用过程。     

嗣子继承权的历史形态

嗣子,是我国旧时男性在无子孙的情况下,为延续香火而在同族中择立的继承人.立嗣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制.立嗣一经完成,对于被继承人,嗣子就取得了宗祧、身份和财产的继承权,同时承担服从被继承人或其寡妻的亲权和教令的义务.旧时婚姻家庭与宗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嗣子继承权的形态及其演变而实现的;法律制度则对此加以确认和保障.近代以来,随着宗族社会的瓦解,嗣子继承权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浅谈财产继承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是调整公民遗产关系的基本准则,目的是保护公民私有合法财产继承权。它对于妥善处理现实家庭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的社会职能,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有相互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的财产继承权问题略析如下。 一 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说明继承关系的成立,一是有被继承人死亡,二是被继承人遗留有个人合法财产,三是有遗产继承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开始。被继承人的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40周年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财产关系和产权的大量论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大厦的主体工程。马克思认为产权是与财产有关的各种法定权利,马克思研究的产权包含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和不可侵犯权利等一系列权利。马克思产权理论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是社会科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     

宋代的户绝继承法

宋代户绝继承法相当周密.夫亡妻在而立继养子,可继承全部财产,由近亲尊长命继之子最多继承三分之一的遗产.寡妻虽是户绝财产的第一继承人,但种种限制使寡妻只有过渡继承权.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和亲姑姊妹姪在一定条件下也有继承权,其继承地位和份额各不相同.赘婿等与户绝财产所有者同居的近亲也可继承部分遗产.户绝遗嘱继承仍未摆脱宗法关系的约束,但已具有高于法定继承的效力.     

什么情况下继承人丧失继承权

确认丧失继承权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人民法院在调查清楚后予以确认。根据《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的,丧失继承权:(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继承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而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也不论既遂还是未遂,都应确认其丧失继承权。(2)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     

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古今之争在伦理学上的直接反映。顺着陈来的思路,对现代社会公德压倒私德的批判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不小余地,既然公德概念的提出和提倡是为现代社会张目,那么,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失衡的问题,质言之,公德根本上来说会摧毁私德,被划入私德的传统美德在这个被理性化地认知与构想的现代社会中其实毫无容身之地。现代共和主义在美德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恰恰表现于公民美德的教育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美德传统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从而也断绝了公民美德的真正来源。这或许正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激进、从美德的关切来看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恢复继承权宽宥制度的重新思考

我国《继承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宽宥制度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且适用条件也较为苛严,限制了被继承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也剥夺了继承人继承遗产的机会与可能,更与我国鼓励违法人员及严重违反伦理道德的人员弃恶从良、改恶从善,促进社会、家庭和睦团结的法律宗旨相违背。只有贯彻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来构建恢复所有已丧失继承权的宽宥制度,始能有效保护被继承人与继承人权利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品质行为的总抽象──释《论语》中的“德”

“德”是《论语》中的重要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一、“德”是人的内在品质和这种品质所外化的实践行为的总概括和总抽象;二、“德”被孔子视为赖以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根据;三、“德”的形成要靠主体的修养;四、“德”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思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它不仅对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推动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人格的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大学生诚信现状出发，分析目前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各种原因，提出高校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诚信道德规范体系，开拓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新思路。     

"和"--中华民族古代伦理观的总念

“和”之为德,乃是常识,但在现今的伦理思想史或伦理学说史中,却较少系统论及,而对于“和”德在伦理规范体系中的地位,就更是未见有人提及。本文对中国古代有关“和”德的思想作了较系统地梳理;同时,依据历代、尤其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及把“和”视作“天德”的思想,提出了“和”为中国古代伦理观的“总念”的观点,并作了相应论述。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反叛与理性:关于"地下摇滚"的分析与对策

“地下摇滚”在本质上与现存社会及人类审美走向是一种对抗性的否定关系 ,它已由一种音乐存在逐渐扩展为一种令人堪忧的社会问题 ,但是 ,我们的音乐理论界或社会学界却对其缺少深刻、系统的分析与批判 ,缺少积极的“疗救”意识。面对这种令人遗憾的空白 ,笔者以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等为分析平台 ,对其进行客观、全面、深刻的审视 ,指出它的本质所在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理论上的引导 ,以使中国音乐能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下向前发展。这在加强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大背景下 ,显得尤为重要和有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德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期望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 ,但直到孟子时代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 ,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 ;到战国末期 ,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作了彻底的改造 ,德治思想才成为统治思想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 ,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 ,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 ,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以德治国与高校德育

“以德治国”是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治国方略。以德育人的核心是使受教育者具有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 ,是教育的普遍现象。“德治”是目的 ,“德育”是手段 ,要真正落实“以德治国”的战略思想 ,就必须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 ,通过“育”达到“治”。     

从康德到熊十力:“知智之辨”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认为，知识即美德，二者是同一的。但在近代的康德那里，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野，使得知识与智慧（美德）产生断裂，这体现在其三个批判理论中。使古希腊的知识与智慧的联系与融通得以恢复的，是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功底的熊十力，他探求了“转智成识”和“由智化境”的问题。     

“中庸之道”:中西伦理学互鉴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范畴不只是一种规则否定性,即强调区别不足和过度,而且恰是旨在求取行动中的“真”,内在地指向着柏拉图“知识就是德性”的理智德性命题。中国古代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则与西方的这种古典德性伦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十分相似,对于只强调“合法”的现代法性伦理(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均具有治疗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