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典詩詞意境典型化的艺术特点

要创造第一流的文学艺术一般说是离不开形象思维的,诗词更是如此。诗词创作由于形象思维的作用,情与景结合,意与象结合,这样便形成了意境。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的:“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实质上就是指内情与外景融成的意境。我国古代诗人词人和诗词评论家很早就已运用这个概念作为品评诗词高下的一个标准,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名称各有不同罢了。如初唐诗人陈     

王夫之论抒情诗的构思

艺术构思的秘密,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经常探索的题目。在这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上,他们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足迹。西晋陆机在《文赋》里,用“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这样的描述,指出了情与物是构思活动中两个重要因素,为探讨艺术构思规定了范畴。接着,齐、梁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则以“神与物游”为契机,揭示了艺术构思中心物交融的特征:“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     

试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

王国维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早向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学习的理论家．在《人间词话》中，他把西方的美学、哲学思想与我国传统的文论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起自己有独创性的文学艺术论．其核心是“境界论”，为词提出了最早的审美范畴，即能反映“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这是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理论观点．他曾自诩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事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拍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足见他的独创性．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他又进一步把“境界论”分出了两个审美范畴，即就“我”与“物”的关…     

一切景语皆情语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切景语皆情语”,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情与景,心与物、主观与客观之辩证关系。 景语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它又决不是现实生活中景物纯客观地再现,它已经染上了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人的头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并不是一面平光镜,完全客观地再现外界事物。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从他的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出发的,从他已     

“景”“境”之别与明清人情景论之偏失

意境范畴中的“境界”概念源自佛家,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主体所处的外在时空;二是主体意识状态。作为时空之境,它不等于“景”而包含“景”。明清人以“景”充“境”并以情景关系论意境,犯了不相称的逻辑错误,无法对意境作出正确界定。文章认为意境是未经充分言说的特定时空的感悟。     

北宋句图对“诗意画”发展之作用

“句图”是北宋诗歌景句的选本,因文人绘画审美与宋诗吟咏风物的艺术追求深度介合,在诗画互位言说的语境下,被视为“诗中有画”的典范。“诗中有画”的审美观照,以诗句为画的艺术实践,在拉近“句图”与绘画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句图即画”的观念,从而开启了宋人“诗意画”“以句图为画”的创作历程。“以句图为画”不是北宋“诗意画”的最高境界,但借助“句图”的美景佳思,或图解诗境,或直写诗意,或另外创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增强绘画的诗意内涵,提升画品,为画家创作出更高水准的绘画作品奠定基础。     

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与以意胜以境胜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王氏对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没有做出科学的、定义性的表述。后人大都用“以我观物” “以物观物”而引起情感的“显” “隐”来界定,如认为有我之境偏重于主观情思的直接流露,作者移情入景,景物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表现的情感比较具体、确定和强烈。无我之境作者比较客观冷静地描绘景物,情感隐约深藏,并带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样界定有偏颇,因为在《人间词话》中王氏还这样说:     

汉诗英译中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中国美学理论中对审美和再现的境界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区分。翻译首先是个审美活动,也存在上述美学境界之分。在翻译中,译者是审美主体,面对的客体是文本。译者对文本的态度与再现方式造成了境界的区分。译者审美客体时,是“自失”还是客体冲击主体意识,译者审美再现时主体情感是隐现还是显现,决定译文的境界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过渡之境”可看作是“无我之境”的分支,译者再现时是以局部呈现,还是保留整体,指向模糊还是确定,决定是“无我”还是“过渡”。译文呈现的境界无优劣之分,皆是挖掘文本的“美的潜力”惟其美异也。     

论“诸法实相”与《红楼梦》“情”之本体的挺立

《红楼梦》在诸法实相的思想基石上挺立出“情”本体,使之与“情”的境界、工夫和合于“情”的哲学体系中。《红楼梦》用烟雾朦胧之法使“情”与“空”的分立圆融成为可能,并凸显伤时骂世之旨;而“情”的大化流行,则处处体现着“诸法实相”的思辨智慧。基于“诸法实相”,“情”在境界嬗变与本体流转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苦之境,从而于悲情视域中完成了《红楼梦》的旨归。     

“顾名”、“列锦”辞格与古典诗词的意境

本文紧扣诗词的特点，抓住“顾名思义”与“触景生情”、“列锦铺绣”与“融情入景”之间的联系，具体论述“顾名”、“列锦”这两种修辞格对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具有独特的功效     

情景交融谈

情景交融是艺术意境的最高境界,“景”为基础,“情”为主导,其中“景”不仅指能直接唤起情感的某种具体景象,而且指与这些景象相联系的生活,二者互融互契,不可分离。本文从因情生景、因景生情、情景共鸣三个方面对情景交融的方式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分析了叙事诗和抒情诗中情景交融的特点,揭示了情景交融在意境构设中的重要作用。     

“情动而言形 理发而文见”——刘勰“情理说”的美学意义浅探

“情”与“理”,是历代美学家们都重视的两个美学范畴。围绕着“情”与“理”的关系,特别是“情”与“理”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问题,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美学家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说有着不同的回答。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涉及了美学中“情”与“理”这两个重要的范畴。据粗略统计,全书讲到“情”的有一百二十多处,讲到“理”的有一百来处。刘勰是怎样理解“情”和“理”的呢?他怎样估量“情”和“理”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呢?弄清刘勰“情理说”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对研究刘勰的美学思想体系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不无借鉴意义。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刘勰的“识”与钟嵘的“味”之比较

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并称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两大丰碑.作为同一时代的产物,它们一反汉儒断章取义美刺言诗的批评,注重批评对文学本体的研究,为促使文学向自身回归,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以批评的态度、方法、对象、目的为其主干.这一理论建构旨在揭示文学作品内在结构的某些普遍规律.为此,刘勰把作品分解为六大构成因素,把批评方法定位于知性的“识”.“识”即“观”,即“认知”.刘勰虽未对“识”的内涵进行严格的理论界定,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识”为方法的批评理论.并在其理论建构中将“识”这种方法的本体性、分解性、认知性、理论性等特性充分地显示出来了.钟嵘的《诗品》则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诗歌作感悟式的艺术批评.其理论由批评的对象、标准、步骤、方法等要素组成.这一批评理论的实质是企图建构一个对以五言诗为对象的作品整体性感悟式的批评体例.为此,钟嵘将“滋味”确定为批评标准,将“味”确定为批评方法,“味”即“感悟”“体味”.钟嵘虽未对“味”的内涵作精确的理论阐释,“味”却是他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精髓,“味”体现了他的诗论和诗评的特色.因此,在《诗品》中,“味”这种方法的主体性、整体性、     

论钢琴教学的 “五字诀”

钢琴教学的“五字诀”是“情、技、声、韵、品”。“五字诀”中“情”为首,是弹奏者对钢琴音乐作品的理解,是弹奏者内心所折射出的思想状态和感受;“技”为从,是弹奏水平高低的体现;“声”为形,是情和技的客观形态,指钢琴弹奏所发出的不同音量、不同时值、不同音质和音色的声音;“韵”为饰,是“声”由内至外所透出的具有文化属性的纹饰,是一种雅致、情趣或风韵;“品”为格,是在弹奏过程中钢琴弹奏者内心折射出的对作品的感悟、理解的程度、境界和艺术规格,也是音乐外在形式美的衡量标准。     

刘勰论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初探

着重探讨了《文心雕龙》对写作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认识。对刘勰既强调客体激发创作激情和作为写作材料等重要作用,又重视主体的主导地位和对客体的能动改造,通过“情以物迁”、“物以情观”的双向矛盾运动可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对刘勰既重视内容的决定作用和核心地位,又不忽视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要求达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即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探究     

对王国维“无我之境”的剖析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诗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境界,第一次从美学角度作了形态上的划分。他指出: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     

试论王国维标举的“境界”之内涵

《人间词话》是近代学者王国维的一部词论专著。全书凡寥寥数千言,然其精萃之处,则在于王氏“拈出‘境界’二字”以为词作(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的美学准则。该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即“词以境界为最上”。换言之,境界之有无,直接左右着词作的美学价值。境界是词作的艺术魅力的泉源。王氏以“境界”为核心,构成他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诚然,作为一个词汇,“境界”非王氏首创;作为论词之一见,“境界”亦非王氏为先。但王氏标举的“境界”,则为审美意象和词学理论上的探“本”之说,并自成体系。这在我国文论、诗论史上是独具风采的。那末“境界”之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本文拟就此作一番探索。     

王国维“境界”论辨识——兼谈“境界”与“意境”之别

应当承认,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对王国维“境界”理论的探讨是重视的,取得的成就也着实令人欣喜。然而,在这些可喜的研究中,却存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过失,即把“境界”与“意境”混用的现象。造成这一过失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人们并不了解王国维“境界”说     

试释“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无我之境”共有两则,而直接论及“无我之境”的有如下一段话: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