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贫困救助中的服务型救助

发展服务型救助是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在救助理念、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全面拓展,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开展的社会救助,是城市贫困综合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城市贫困救助既有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应急救助互相搭配、各司其职,可以有效地解决反贫困实践中制度刚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应从框架设计、机制设计、技术设计、监督评价机制、经费保障等五方面创新发展服务型救助的政策。     

缓解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体系

随着中国贫困治理的深入,解决长期贫困问题开始进入到理论研究和贫困治理决策者的视野中,其中贫困家庭代际传递被认为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为了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也为了推进我国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型,需要建立综合的政策体系。本文基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视角的讨论,重新对缓解我国城市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政策进行了目标定位,从而提出要推动目前单一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成综合的生活支持制度,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贫困家庭分类救助(五类补助金制度)+贫困家庭救助服务"的政策体系。     

关于实施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建立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制度势在必行.根据我国城市贫困人群医疗救助的现状,实施医疗救助制度,对保障公民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公平、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对于贫困问题,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对于香港的贫困救助,香港一直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路线,结合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建立了相当完善、颇具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香港模式融合了西方补救型福利和东方儒家文化的特质,在救助目标、救助对象、救助主体、救助标准和救助内容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香港模式对内地的社会救助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护理救助：需求评估与政策选择

中国在2020年年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目前已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相对贫困概念将失能纳入贫困范畴,推动护理救助成为现代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要件。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护理救助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从消除绝对贫困迈向治理相对贫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绝对贫困治理和护理保险试点制度排斥又维持贫困家庭这一矛盾,致使护理救助需求愈发强烈,进而成为相对贫困治理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理应推进护理救助制度建设,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各地先行经验的基础上,厘清护理救助与护理保险的关系,从目标对象、主要内容、递送方式、责任主体等方面合理设计和制定护理救助政策,同时加强护理救助与就业救助等发展型救助制度的衔接联动,切实满足贫困家庭的护理保障和自我发展需求。     

城市贫困居民医疗救助措施的国内外现状比较

目的通过国内外城市贫困居民医疗救助的措施比较,为探索出我国城市医疗救助更加具有可及性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比较国内外文献中的措施现状;结果国外在措施实施过程中较重视外部环境的支持、管理机构的能力以及将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体系和基层卫生服务供给的有机结合;结论建议依照中英项目模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依托社区卫生服务,建立社区网络系统,努力探索事前救助的有效方式。     

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问题研究——以贵阳市为个案

残疾人社会救助是目前解决我国城市残疾人问题的最直接的办法.但在实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过程中存在着救助水平低、标准不统一、救助政策和执行机构以及残疾人自身素质局限性等问题,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矛盾和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社区残疾人自治组织和经常性社会捐助渠道、健全社会救助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体系并使之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