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的性质

从村庄经验层面来考察熟人社会的性质,熟人社会的基础是"自己人认同",其现实表现是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地缘"的论述不同,笔者认为地缘关系也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形成"自己人认同",进而完善其熟人社会的性质.由此,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熟人社会组织形态,但是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重点却不同.在河南董北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认同"非常强烈,所以影响农民生活的重要机制并非内部化机制,而是"内部人行为机制",这是因为农民要面对家族大小和姓氏区分的问题,在熟人社会圈和"自己人认同"的框架中如何行为就是农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贵州聚合村,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往来的进行,这种低成本普遍性的人情往来强化了农民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相当重要的"内部化机制".地缘关系不注重家族的大小和姓氏的区分,重要的是如何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转化为自己人,当"内部化机制"完善以后,村庄社区就具有了熟人社会的性质.如此,熟人社会的二维框架就可以作为分析众多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础.     

熟人社会的礼宴治理:对黔东北冉司都村的调查与反思

熟人社会是农民人情往来的主要圈子,深入研究熟人社会的礼宴,能更好地了解人情变迁的逻辑与影响.通过对黔东北冉司都村人情行为的调查发现,既往礼俗的价值已经发生异化,宴请泛滥的现象正在普遍上演.即便“人在人情在”是当地人情风俗的延续,但已有村民犯困于情面之交.要推动熟人社会的礼宴治理,必须开启制度建设、推动跨域治理模式、树立村干部的带头作用,以及弘扬优秀的传统礼俗文化.     

村组治理:功能定位、运作机理与优化路径

作为村民自治制度依法确定的基本治理单元,村民小组曾具有政治、行政、生产、社会四个方面的治理功能,如今主要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在运作机制上,村组治理主要依靠熟人社会和群众路线维系。当前,行政村权力运作的行政化和信息治理技术的全面下乡,对政策激活后的村组治理形成结构性挤压。优化村组治理的总体路径在于:技术治理主导型村治应推动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村组治理主位型村治应实现村组治理与技术治理的有效分工,推动村级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双轨制。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技术治理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异化——基于H市M区农村的实地调查

在精准扶贫和技术治理背景下，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日益技术化、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但仍然发生异化，具体表现为“合法证明”下的欺瞒保、程序正义上的人情保、维稳目标下的治理保三种主要类型。技术治理以程序正义为基础，并无法保证实质正义，且可能异化为程序主义。熟人社会作为技术治理的社会基础，致使低保政策实践刻上关系主义的人情政治烙印，难以消除非正式治理的弊端。高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则消解了技术治理的单向性、精准性，使基层组织产生目标替代，同时诱发被治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生产，低保因此成为乡村整体性治理的资源和手段。消除技术治理下国家政策实践的异化，要将实质正义纳入考量目标，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再造乡村社会并增强治理能力，避免由于基层治理能力不足而通过国家政策资源作为统筹补充，进而导致国家政策执行的异化。     

论熟人社会面子——基于村庄性质的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中国人的面子是发生在熟人之间,建立在熟悉感、亲密感和预期基础上的,通过面子不仅能够建立高度信任和责任的自己人关系,面子本身也构成了行动的目的,包含工具与价值二重属性。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性,构成了农民面子观差异的基础,也构成了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论基础。熟人社会的面子沟通了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建立了个体农民与村庄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局部性变化与整体社会结构变迁之间建立了关联。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分析

促进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其中要义,有利于应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治理困境,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效果,从而达到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及逐渐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从积极探索嵌入性发展开始转向参与社会治理。农村社会保障依托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源,借助政府、村组干部、基层经办服务人员、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确立参与治理的理念、明晰参与治理目标、理顺参与治理关系、规范参与治理过程等路径,在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支持下,达成对农村社会的协同治理。     

变迁视野下的乡土人情

乡土社会是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具有社会性、规范性、情感性等特征。乡土社会家族制度和家本位的思想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人情社会,乡土社会在费孝通笔下以熟人社会的面孔展示了其人情社会的一面。经历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洗礼,乡土社会的人情化特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情消费负担日益加重,人情在社会资本培育中的功能增强,情理逐步让位于法理。中国仍然是关系社会,即使社会变化,"人情"依然有生长发展的空间。     

当代中国熟人间的人际交往--对人际信任和交往法则变迁的探讨

本文从陌生人发展为熟人的过程和模式、熟人间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的变化、"人情法则"的变迁角度对当代中国熟人间的人际交往进行探讨.认为从陌生人发展为熟人,经历礼遇-工具-感情的动态发展过程,呈现出由远及近的人缘-人情-人伦交往模式;熟人间的信任是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糅合,关系运作和法制约束是信任的建立机制;"做人情"的熟人对象,在关系内容范围泛化的同时,要求关系程度上的深化;在关系取向的中国."利益法则"很大程度上与"人情法则"而非"公平法则"联系在一起,个体的现代性影响三法则的博弈等等.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熟人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优先选择

以小农户为主体,以水稻生产环节为例,探讨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结果发现,小农户优先选择本组、本村的熟人服务,而个体农机手是最主要的服务供给主体。熟人服务的本质是社会交换,其基本逻辑在于:熟人社会是小农户经济活动的边界;互惠交换机制是小农户选择熟人服务的根本动力,并通过合约弹性化、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延伸等方式得以实现;同时,熟人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关系、人情、面子等符号性意义,拒绝熟人服务常被解读为否定社会交换关系,对小农户的选择形成软约束。由此可见,熟人服务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占先优势,给“外面的”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市场制造了结构性壁垒,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排他的服务市场;个体农机手作为熟人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其自身的发展瓶颈也制约了小农户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强化对本土服务主体尤其是本土个体农机手的培育和扶持,一方面使其充分发挥熟人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服务供给者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进的基层路径——基于嵌入性视角

基于对湖北省港村的个案研究,从嵌入性视角探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基层的推进路径。国家借助村组干部这一嵌入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基层近乎全面的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成功嵌入农村社会,并被农民接受,成为农村多元养老模式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基层的成功嵌入,不仅仅是因为其依托村组干部这一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工具,还得益于嵌入主体能迎合农民的制度品质及嵌入对象的需求。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熟人社会及其根治的社会政治学分析

"熟人社会"既是传统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极度扩张型亲情义务观"践行的直接结果.中国转型期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 是对法制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破坏、公民精神的瓦解.根治熟人社会的遗患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唯有通过现代国家建构、成熟市场发育、公民意识培养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良性互动,才能够尽快地消解熟人社会.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村民理事会参与乡村公共性构建：作用、基础与路径——以安徽省怀宁县大洼社区为例

乡村公共性建设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性构建动员主体逐步由国家政治性动员走向社会自主动员。在此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治理单元偏大、村庄内生性治理主体缺位等问题,村民理事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一个超越个体和家庭层面存在的组织力量,它在动员村民参与构建乡村公共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往对村民理事会的研究忽视了其作用发挥的空间场域,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构成了乡村公共性生长的内生社会基础。在熟人社会的空间场域内,通过有效构建并利用共同体认同、正视村庄阶层分化、采取逐步动员等路径实现对村民的有效动员,可以增强乡村公共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事事找“关系”未必轻松

有位朋友,可以称得上是“关系大师”,无论办什么事情,他脑子里第一想法便是“有没有熟人”？因为多年专注于此,他的“人脉”非常广,各行各业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人。但是,“事事找熟人,时时找熟人”的他,有一次买件衣服也想找熟人打折,结果请人吃了好几次饭,花的远比省得多,闹了个大笑话。 其实。“办事找熟人”的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人们因为血缘、地域等关系,在交往中通过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