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学"之社会属性辨析——兼及"乡村教化"与社会软性控制

明代社学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特征,但从其社会稳定性、经费来源、日常管理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属于"私学"范畴之内.不过,其于晚明着实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官学化倾向.在明代统治者利用"乡村教化"来实施对基层社会之软性控制的过程中,社学也被纳入其中,并形成了其相对特殊的性格特征.同时,这种特殊性格,也使社学成为明代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晚明社学的官学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出了国家社会软性控制的强化与社会政治氛围的相对开放;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在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相对失衡.     

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国家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与良性互动

人类的政治实践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有其限度,主要表现为国家阻滞公民社会的成长、经常背离公共利益、存在合法性危机,社会未必通向民主政治、极易导致两极分化、容易滋生个人主义等。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坚持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因此,从"二元对立"走向"良性互动"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强国家、强社会"的构建理路,从推进宪政、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树立权界意识、协调国家社会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增强社会自主性等方面入手,努力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才能使国家与社会关系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构建新农村

回避西方近代开创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中不同流派在理论基础、逻辑进展和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从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共同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渊源、以及相应解决思路中的逻辑起点和切入处.     

改革全能政府 构建市民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基本途径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以"政府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提出了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分立.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目标模式,一方面要求社会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承认并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实行有限度的政府干预和调节,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相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     

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来代替.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扶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却经历了从"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到当前还不完善的"市民社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各个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形态也不相同:"空心社会"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忽略"与"传统缺失";"隐形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其有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但其地位卑微;现今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在扶贫领域与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合作,并逐渐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性.     

论社会冲突的演化及消解

从范畴上看,社会冲突可框定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状。对社会冲突的化解自然不能简单囿于微观利益维度,而应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入手。哈贝马斯倡导的"公共领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载台与机制。塑造这一载台就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合理界分,在合理界分的基础上,实现权力间的良性交互,促成社会冲突的消解。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解释模式与发展启示

在我国,国家与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是紧密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全面控制和主导社会;在市场经济时期,国家不断放权,社会越来越多地承担公共职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他们结合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试图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构建本土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只有两者分工合作、互相监督的同时,进行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可能实现,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可能形成。     

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台湾政治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也呈现良好势头.但无论是两会协商机制还是国共党际交流,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是经济方面,两岸仍然处于分立状态,政治议题进展不大.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出发,比较两岸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及加强基层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必将有利于两岸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利于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形成,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     

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实现路径探析——兼论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建构合理的契合中国现实状况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提出让中国公民社会论者看到了希望。但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成为了理论和实践当中的难题。借鉴西方以＂公民权＂的概念来打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公民社会组织作为沟通中介,以公共治理为路径,将成为寻求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依据这一思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建构问题即可化约为通过培养和完善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寻求两者的良性互动。     

后"非典"的忧思--"非典"引发的社会学思考

"非典型肺炎"的突然袭击和迅速流行,使我们面临和历经了一场意外灾难的严峻考验.这场磨难在损害我们同胞生命的时候,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清除我们心灵中平日不易察觉的污垢,将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强烈地凸显出来,让我们认识到个人的权利、生命是与全人类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非典"疫情引发了我们对生与死的哲学思考人类的生命与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息息相关联的,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生命共同体"的生命观;经济发展应该惠泽全民,要树立一种"同舟共济"的新的人生观;"非典"疫情还以逼人的紧迫形势促使社会工作效率得以极大提高,法制建设得以迅速完善,如危机应对机制真正受到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及时出台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即将出台,应该说,制度关怀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非典"还警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意叉在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缺乏或者不重视社会进步的经济发展都可能付出惨痛代价."非典"是会被战胜的,但疫情之后带来的经济"非典"、生态环境"非典"、人文精神"非典"却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让人类为之付出代价."非典"这种小小病毒的肆虐,使我们不得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关于人、关于生命、关于生死存亡,关于人文精神在国家、民族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