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与个人诉求之间的矛盾叙事--论孙犁《铁木前传》的芜杂性

《铁木前传》是孙犁对时代主流叙事的俯就和其内心对于失落的乡土伦理、乡土情感的眷念和坚守的矛盾产物。无论在作者的创作意图方面,还是其从文本中所反映出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方面,它都呈现出一种芜杂性。而各种芜杂因素的背离与纠缠使小说彰显出一种极具意味的文本面貌,透过它可以把握出蕴藏其中的意识形态印记。     

论孙犁抗日小说的情感叙事

孙犁抗日小说中少有战争的血腥和恐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乡土民风的形象描写和丰富细腻的情感叙事,他以具象的生活画面展现民众整体的内在心理情感,发掘民众觉醒的情感力量维度,由“家务事、儿女情”向“同志爱”的升华实现了从人物个体情感到抗日救亡时代共名的诗意表达,在纪录民族革命抗争景象、启蒙民众革命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孙犁与主流革命文学叙事的背离并不意味着与时代主题的绝缘,而恰恰是他在自身革命经历与人文精神基础上的文化本能与政治自觉的充分体现。     

《采薇》的叙事伦理分析

《采薇》中颇有争议的"如何理解伯夷、叔齐"这一难点,并不是一个现实伦理问题,而应依据小说的叙事伦理来解答。叙事伦理即各种形式安排透露出的伦理维度。小说通过叙事角度的选择与叙事距离的控制体现出对伯夷、叔齐的伦理同情,而由结构上的人物对位与事件对位及反讽表达的是对自周武王至阿金诸色人物的伦理拒斥。与前期同是"易代"主题的小说相比,《采薇》叙事伦理的复杂化既是现实的投射,也体现了鲁迅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进一步自觉。     

莫言《蛙》的叙事伦理

关于小说的叙事伦理,特别是小说叙事的空间和节奏,是小说研究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小说故事是在空间里被编造出来的,它的叙事伦理功能是＂编织出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给个人的生命被遗弃的长夜带来光亮,构造出玻璃般的言语世界将恐怖隔离开。＂[1]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故事必定要在一定的场所里展示,没有空间,小说故事的叙述根本就无法进行。     

叙事伦理与伦理救赎

西班牙当代著名导演兼编剧阿尔莫多瓦向以探索同性恋者、变性人、吸毒者、妓女等边缘人物的欲望景观为其基本旨趣,但在所谓的后现代欲望叙事的背后却深蕴着挥之不去的伦理关怀。具体表现为机智地使用电影叙事形式营造虚构世界中的伦理判断和价值形态;在以边缘性和极端化的话语形态所建构的后现代语境中对人物展开道德考量;以＂偶然＂的实现营构具体的属人的伦理价值回归,从而达至爱的伦理救赎目的。     

叙事伦理乌托邦建构

小说叙事作为一种虚构存在,在于探究人类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叙事伦理乌托邦的建构是这种可能性探究的基本面相之一。建构既体现为叙事对现实理性德目的虚构考量,也体现为叙事对新的德目的创造,其基本动因在于人对社会整体伦理的重造渴望。     

狄更斯《远大前程》伦理叙事及其当代价值

狄更斯文学作品对普通受众伦理上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受众的情感认同以及对自身背景和所处现实的观照,人性及其善恶、道德与法律、私利与原则、爱情与幸福、成长与代价是《远大前程》给予受众最强烈的伦理思想主题。这些伦理思想在当下从时代维度、人物维度及行为维度上呈现出依然重要的价值。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论《俄狄浦斯王》中“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

作为一部伦理悲剧,《俄狄浦斯王》主要围绕"杀父娶母"的"神谕"故事展开。本文认为:"神谕"故事的伦理叙事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神谕"既是戏剧情节的"突转",又是剧情发展的焦点,推动了戏剧情节的跌宕起伏和戏剧人物伦理关系的变化。其二,"神谕"故事充分展示剧作家的叙述目的,即围绕着"神谕"故事而展开婚姻、家庭、爱情、亲情等伦理关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忤逆、乱伦、恐惧、痛苦、绝望、罪恶、责任、自杀、自残、流放等伦理命题,体现着戏剧人物生命历程中所承载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诉求。"神谕"故事的警示意义在于告诫人们必须遵守伦理禁忌,也体现了剧作家对血缘伦理秩序的维护,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古希腊戏剧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启示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试论孙犁的诗歌创作

孙犁的诗歌创作贯穿一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前期诗歌塑造了抗日军民英雄群像,深刻反映了新的社会伦理关系,形式上以叙事为主,构思各具特色;后期诗歌表达了更广泛的主题,尤其以人生思考和赞扬女性美为主调,艺术上也更加成熟。     

新时期孙犁人性观的变迁与重构

作家孙犁在解放区时期是一位美好人性的歌者,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孙犁的人性观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他心目中的完美人性,即坚持其一贯的道德化定位,对责任与自由的双重期冀:在对个人进行道德伦理规约的同时,又给个人以适当的生存空间。     

"阶级"视域中的人性言说--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

本文探究了孙犁解放区时期的人性观,认为孙犁在文学世界中塑造的各类人物实质上都在诠释“无产阶级人性”的内涵:民族美德是其人性内涵的核心,道德崇尚是其人性建构的价值取向。孙犁的这种人性建构方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显示了其应有的价值,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见的。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特点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盛景,构建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展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如强烈的政党引领、坚定的人民主体、明确的目标导向以及深远的世界意义。这一道路以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表达形式,通过系统叙事讲述中国社会发展的事件和行为过程,旨在传达特定的文化与价值观,进而影响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叙事内核、中华文明为叙事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基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实践经验而发展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该叙事从多个维度出发,系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特征,并显现出以下叙事特点:强调主动叙事,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现代化的自主性;注重生动叙事,呈显人民主体地位的现代化实践的鲜活性;强化历史叙事,标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渐进性;重视全球叙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参照性。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特征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叙事特点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也能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浅谈海南黎族音乐的审美

本文对海南黎族音乐审美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现代企业管理伦理的多维视角

企业管理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围绕人的伦理品性展开的历史,管理伦理的基础是历史所赋予的,并且不断为现实所证明.管理伦理就象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调节作用.本文从企业管理的制度、激励和效率三个关键层面探讨了管理制度的伦理性、管理伦理的激励功能和管理效率的道德基础,揭示了管理与伦理的内在契合关系,为实现企业伦理化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元宇宙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危与机

元宇宙集技术集成、生存空间和数字媒介于一体,它将带来人、世界及其人与世界的互动中介的变革,形成不同于自然人的“智能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不同于传统媒介的数字媒介。这些变革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人叙事主体面临“智能人”叙事主体的挑战,现实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面临虚实融生叙事场域主导的叙事思维的挑战,传统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面临数字叙事媒介主导的叙事方式的挑战。积极主动应对元宇宙给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同存在样态叙事主体的协同叙事、新叙事思维引导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和数字媒介支持下的沉浸式交互叙事,可以让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化“危”为“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孙犁《书衣文录》的精神分析

孙犁在“文革”后期沉迷于装修藏书 ,这是他在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 ,心态更加内倾和固守自我的本真性的显著表征 ,是变态心理和常态心理的交织互动。而《书衣文录》的写作 ,具有多种象征意义 ,昭示了纯粹文化人在社会文化关系剧烈变动时与立身之本———文化切不断的血肉联系 ,以及孙犁对自我意识的固守和对理性精神的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