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乘槎以穷河源——《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读后

<正> 六十年代初期,在教育部主持下,为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并由任继愈同志担任主编,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几位哲学史工作者参加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该书旨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些基本知识,受体例及课时的限制,不允许对某一方面的问题多所发挥;同时,观点也力求稳妥,对学术界争论大的问题亦尽量避免采入。为了适应中国哲学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当写出一部能反映学术界目前认识水平,比二十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更详尽、更完善的哲学史专著来。经过哲学史工作者的多年酝酿和深入探索,最近,由任继愈同志主编的(这一写作集体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关同志组成,也有外地高等院校的同志参与某一专题的讨论和写作)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第一卷——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任继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和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之中。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1983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他全面地审视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它们都"犯了把古人现代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老子哲学研究中在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以及他勇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激励。     

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同属于唯物辩证法--对蒋冬梅同志质疑的答辩

事物也好,矛盾也罢,都可以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哲学上的最高概括是具体情况(事物、矛盾、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是同属于唯物辩证法的命题,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一分为三.把"一分为二"绝对化、唯一化、神圣化的哲学观点是有缺陷的.     

到柏林以后的黑格尔及其哲学的阶级属性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在关于黑格尔及其哲学的阶级属性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黑格尔是资产阶级哲学家,不是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他的哲学是资产阶级哲学,不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但是,还有人继续把黑格尔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同普鲁士王国混为一谈.其主要论据是,到柏林以后的黑格尔已由原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蜕变为封建贵族立场,其哲学也由原来的资产阶级哲学蜕变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我国哲学史界,虽然有人公然否定黑格尔及其哲学的资产阶级属性,但在有的哲学史著作和论文中却一方面称黑格尔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表,他的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说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政府的官方哲学家,他的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这样一来,同一个黑格尔竟然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共有的哲学家;同一黑格尔哲学竟然成为这两个对     

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的探讨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六日,教育部在南京召开了讨论会,讨论了南京大学孙叔平教授著的《中国哲学史稿》一书,同时探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的问题。现将会议上关于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的发言整理如下:任继愈同志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谈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和一般特点。他首先指出,中国哲学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而不仅是汉民族的认识史。其次他又谈到,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发展比较完备,对中国哲学产生很大影响。然后,他着重论述了哲学     

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论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及自我突破

任继愈是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学者之一,前期,他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为主线构建中国哲学史体系,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后期把斗争史和人类认识史结合,推出《中国哲学发展史》巨著,实现了自我突破,为后学提供了大量研究经验和启示。     

论《周易》的非宗教倾向

任继愈同志曾在《论儒教的形成》及《儒家与儒教》等论文中,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身就有发展为宗教的可能。从汉代以后,儒家就逐渐演变为宗教——儒教,而这一“宗教的教主是孔子,其教义和崇奉的对象为‘天地君亲师’,其经典为儒家六经”。到了宋代理学,便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体系严密的宗教神学结构。按此说法,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自然也就属于一种宗教经典。此外,在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也曾说:“《系辞》的辩证法,不得不受它宗教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这显然把《易大传》     

“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显著特点”质疑

有一种观点,认为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显著特点。这是值得商榷的。列宁说:“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任何哲学都不过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任何哲学都具有阶级性。既然阶级性是各种哲学共有的属性,那就不能把它看作某种哲学的特点。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承认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特点,就只好承认有超阶级的哲学。正确观点应是:公开申明自己的阶级性是马     

殷周之际宗教思想发生过巨大变革吗——与任继愈等同志商榷

任继愈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分册——《先秦哲学发展史》注意阐发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读了颇受启发,但在《殷周之际宗教思想的变革》这一专题中,作者提出:“殷周之际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伴随这个社会变革而来的,有一个相应的宗教思想的变革。”(第78页)和围绕此论点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不揣冒昧,提出浅陋之见,请任继愈等同志和学术界的各位专家指教。     

《洪范》经济思想浅见

我国学术界对《洪范》的哲学思想的研究相当重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认为《洪范》中的“五行的观念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该书第1册22页)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认为“阴阳五行观念是中国原始的素朴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观的合理总结与当代确认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 ,不仅表现在它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旧哲学迥然有别 ,而且首先表现在它的哲学观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改变了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 ,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 ,才有可能把握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任继愈对朱子学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朱熹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具有把孔子和儒家经典神圣化、主张政教合一、提倡宗教道德修养和禁欲主义等特征。他探讨了朱熹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学说,肯定了朱熹和儒教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指出了朱熹和儒教阻碍科技发展、束缚人们思想等消极性。任继愈朱子学的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朱熹和儒教的批评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立足当代,我们应该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待朱子学;同时,我们也应该继承以任继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所坚持的辩证分析方法,对朱子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多维分析。     

“同异”、“坚白”之争新解读

冯友兰先生认为 ,名家内部存在着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本文则对此提出质疑 :1.与“合同异”对立的观点是“别同异” ,与“离坚白”对立的观点是“盈坚白” ,所谓“合同异”与“离坚白”的对立提法不妥 ;2 .惠施虽持“别同异”观点而与“合同异”的庄子展开过辩论 ,但是也受到庄子的影响 ,提出“天与地卑 ,山与渊平”等“合同异”命题。公孙龙持“离坚白”观点而与后期墨家的“盈坚白”对立 ,在“同异”问题上则既讲“别同异”也讲“合同异”。因此 ,名家内部不存在各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合”、“离”两派     

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哲学的经验与启示——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

任继愈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大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唯一指导原则"对子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八十年代实现了研究指导思想的自我突破,以"对子论"与"圆圈论"结合,主编了巨著<中国哲学发展史>,他的学术成果,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其学术研究道路对后继者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试区别新旧事物与事物内部的新旧方面

毋庸讳言,哲学界为数不少的同志,长期以来囿于“新东西”与“旧东西”或“新”与“旧”的笼统提法,忽视和模糊了“新旧事物”与事物内部“新旧方面”之间的严格区别。有的同志就因为把事物内部新方面与旧方面的关系,等同于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关系,因而无法将新方面与旧方面之间解释成对立的统一,于是,进而得出了否定事物内部含有新旧两个方面的结论。比如,冯贵贤同志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新旧两个方面吗?》一文,(见《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7期)就是如此。文章认为: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除旧布新的过程,新与旧是以否定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它们一生一灭,新东西产生,旧东西灭亡,新东西代谢旧东西;在这个过程     

哲学史是发展中的系统——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读后

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确实使人耳目一新。编者力避那种把哲学史写成“一堆知识的聚集”的作法,以雄辩的论述向读者揭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3页)。以笔者初读的印象,这部著作为了阐述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系统,在如下几个方面刻意求索,每每有工力独到之处。第一,力求准确地把握哲学史的研究对象。     

对改革涵义和作用的再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感到,改革不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首先,改革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改革作为把旧事物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改变,使之能够适应客观情况的过程和手段,剥削阶级可以用,被剥削阶级也可以用,但在不同阶级手中进行改革,就会有不同的涵义:剥削阶级掌握政权时实行的改革,是被迫对被统     

试探中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形态和特点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大抵经过三个阶段:开始人们认为中国近代没有象样的哲学家,因此,中国近代没有成体系的哲学,这种意见至今仍有少数人坚持;接着,有人认为中国近代也有哲学,不过其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一九八○年前后,有同志经过深入研究后,不仅指出中国近代有成体系的哲学,而且,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进化唯物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这个命题,是一个带有突破性的命题,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新飞跃。但这个问题要成为科学的理论形态,尚须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进行具体的、充分的论证。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讨论会用了较多时间讨论这个课题。在讨论中肖万源、曾乐山、杨宪邦等同志,先后论证了进化唯物论。会后,肖万源和曾乐山同志进一步把他们的意见整理成文,今天我们发表在这里。肖万源同志不但根据自然科学和唯物论形态的辩证关系,论证了中国近代哲学的主流是进化唯物论,而且概括了进化唯物论的特点;曾乐山同志既具体论证了进化唯物论,又辩驳了一些流行性的误解。这两篇文章是几年来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们的发表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必将大有裨益。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简介

由庄福龄教授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已经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我国已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等著作中均有所     

‘天下之中央’命题所解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是先秦名家惠施历物十事中的第九个命题。对于这一命题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为惠施已经有了大地球形观念,并认为惠施所讲的“天下之中央”指的是地球的南极和北极。这种观点一直影响到现在。另一种认为,惠施这一命题,是一个思辩的哲学命题。它指的是“天下之中央”或在燕之北,或在越之南。本意在于说明中央观念的可变性和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