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好看的GDP和真实的幸福感一起成长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居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因为不断增长的GDP,并没有转化为居民真实的幸福感。让幸福与经济同步增长,把好看的GDP与居民真实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成为最大的民生诉求。在居民眼里,幸福不仅体现为耀眼的GDP数字,更表现为他们腰包里鼓鼓囊囊的钞票、餐桌上丰盛可口的饭菜、脸上流露出的温馨笑容和心里纵情流淌的欢乐。     

关注幸福指数

在我国GDP高速增长、物质财富总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三农”问题、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以及环保、治安等问题接踵而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幸福”这个词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的困惑。2004年底山东省统计局“你对生活满意吗”的调查结果让人心酸:只有23%的居民感到生活状况比5年前提高了。2004年6月,国内一家专业机构发布了一份《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通过对6大城市调查发现,经济发达城市的人不比经济落后的城市的人更幸福,绝大多数被调查者不感到幸福,仅有10%的被调查者的幸福感较高。经济增长与人民幸福二者之间的关系非…     

倾力改善民生 提升幸福指数

近年来,我们始终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放在优先位置,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力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开创了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幸福指数与发展指标同步提升的良好局面。“十一五”期间,全市财政投人民生资金累计达到33．8亿元,年均增长35％,远超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过70％。     

政府绩效、社区能力与居民幸福感——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对政府绩效与社区能力关注不够。笔者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两个角度考察了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和社区能力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绩效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社区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建议各级政府提升自身治理质量和政策效果,加强社区能力建设,理顺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关系,促进社区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发挥,提升居民幸福感。     

内蒙古社会救助精细化管理之路

内蒙古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扎实推进“富民与强区并重、富民优先”战略，高度重视民生发展，将各项救助政策落到实处，提升全区城乡困难群众幸福指数。2011年，全区累计投入社会救助资金47．43亿元，并将城乡低保、五保供养提标、城乡医疗救助和贫困大学生救助等多项业务工作纳入自治区党委、政府为群众办的“十二件实事”和“十项民生工程”。创新社会救助机制、方法，推行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已成为内蒙古社会救助一大特色。     

国民幸福指数:社会发展评价的新尺度

随着各地新一轮社会发展规划的相继出台,一个新名词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这就是“国民幸福指数”。将人民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检验政府工作的标准,从而把工作重心逐渐从经济发展回归并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上来,意味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走进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中。但是,应当看到,由于“幸福感”很难统一量化,人们对于幸福指数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因此,如何理解幸福指数,分析其中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升幸福指数,让国民幸福指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真正发挥其效用,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什么是国民幸福指数…     

关于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能否有认知意义，首先要看它能否表达民众的真实感受。这些年来，中国人日常食品的普遍毒化，城郊接合部居民的被强制拆迁，教育机构无脑化的“应试教育”，司法机构放弃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基本责任，地方政府买卖高价土地推高GDP，     

实施“一个计划”构建“六大体系” 江苏居民幸福“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

案例背景 民生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实施民生幸福工程．就是要把民生实事进一步制度化．让人民群众生活每年都有新改善、新提升。江苏省政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始终把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国民生支出的规模、特征及变化趋势

最近十多年,用一般预算支出和广义政府支出口径测算的我国民生支出规模都呈快速增长态势。2007～2020年间,一般预算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从29.3%上升至38.8%,占GDP的比重从5.4%上升至9.4%;2010～2020年间,广义政府民生支出占广义政府支出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占GDP的比重从10.6%上升至15.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我国广义政府支出的最大支出,教育支出次之,卫生健康支出快速增长并逐步与教育支出接近。同口径相比,当前我国广义政府民生支出与经合组织国家中较低水平国家接近。但近十年经合组织国家民生支出相对规模稳中有降,而我国则呈显著上升趋势。未来十年,我国广义政府民生支出规模将持续增长,不同于过去十多年的增长源于以社会保险项目为主的民生项目扩展,未来将主要由老龄化驱动。     

儿童福利发展瓶颈及其突破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央政府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将其进一步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儿童福利领域,政府明显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向普惠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2010年底召开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描绘了重庆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最令人振奋的是,重庆市正在践行普惠式经济发展模式。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弱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新的三大动力将助推重庆经济在幸福中实现大发展。     

武汉城市圈建设中居民幸福感研究

个体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幸福的达成,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为了满足人的幸福追求。幸福感是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是社会和谐进步的“风向标”。本研究通过对武汉市城镇居民的幸福感状况进行测量,分析武汉市居民幸福感与武汉城市圈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幸福武汉”的“两型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茫一代”35岁成生死线

"幸福经济"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曾有人发问,如果GDP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GDP的增长呢?当下"茫一代"既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蚂蚁雄兵,也是被经济高速发展"副作用"所中伤的一代,他们是否幸福、如何才能幸福,是中国社会经济代际变迁的注脚.     

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

本文利用2010~2014年期间的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对改善民生在当前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改善民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人群分布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文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提升作用逐步减弱的阶段,改善民生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更大;(2)2010年的省级民生指数表明,居民的民生主观满意度与民生发展水平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民生改善对民生主观满意度产生正面影响;(3)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四类公共服务在2011~2014年期间的变化趋势和城乡比较来看,城乡居民对四类公共服务均存在客观状况与主观满意度的反差;(4)个体对各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呈现明显的人群差异,这既体现在高学历背景、城市居民和中青年年龄组个体由于对公共服务有较高期望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外地户籍以及职业类型处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由于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导致的相对较低的公共服务满意度;(5)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显著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比收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根据国民的诉求来明确各项公共服务发展的优先序,优先改善经济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才可能使中国人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降低在"中上等收入"发展阶段发生"伊斯特林悖论"的可能性。     

以HDI替代GDP实现经济与幸福的同步提升

十二五期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和目标,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幸福提升的同步。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终极目标,是人的幸福,但GDP增长与幸福提升,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有人主张,应该以幸福指数替代GDP,来衡量各个地区发展水平,     

向普惠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2010年底召开的重庆经济工作会议,描绘了重庆经济发展的美好蓝图.最令人振奋的是,重庆市正在践行普惠式经济发展模式.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弱化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新的三大动力将助推重庆经济在"幸福"中实现大发展.     

民生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基于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的中介效应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使世界经济衰退,而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少数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不仅拒斥中国成功的抗疫经验,而且基于所谓的"民主优越论"对中国发起政治攻势,以"专制""无自由""不民主"等污名化中国,其逻辑无疑忽略了民主的真正内涵以及衡量民主的主要标准。利用第七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条件过程模型分析,揭示民生幸福感对民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具体机制,可以发现其主要传导路径来源于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民生幸福感作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本质体现和核心特征,本身并不对我国居民的民主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但通过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的双重中介效应,其正向的间接影响显著。由此可知,民生是民主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陕西编制全国首个省级“民生预算” 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治本之策

陕西是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民生问题欠账较多。为解决民生难题,过去陕西省政府每年都提出做几件实事、好事。但由于缺乏总体规划,各级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往往是临时性、被动性、短期性的投入。2007年6月,陕西省组     

制度评价、持股水平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

本文就制度评价、持股水平对民营企业家幸福感的影响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对其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评价越高,其幸福感就越强。但是,这种正面作用的程度在具有不同幸福感状态下的民营企业家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幸福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作用相对较弱;在痛苦组的民营企业家中,这种正面作用明显更强。可见,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其政策含义不仅仅是在于"锦上添花"(提高幸福组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于"雪中送炭"(更加明显地降低和缓解痛苦组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水平)。就全部样本来看,持股水平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在幸福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痛苦组,持股水平与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可见,持股水平会明显地加大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波动程度。此外,我们还发现:(1)行业发展前景、规模、盈利状况、经济管理专业背景和收入水平等因素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负债水平、多元化计划和公司历史等因素则与民营企业家的幸福感指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前述因素对幸福感作用效果的程度在幸福组和痛苦组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GDP和幸福衡量标准

GDP是为了衡量市场(不包括家庭)的经济活动,源自对市场生产和就业的考虑。然而,就国民的幸福而言可能与国家的产出有明显差异,将GDP作为幸福的衡量标准是不适合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图西委员会曾对幸福的衡量标准提出过十二条建议,十分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本着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精神,应当改进幸福衡量标准,并将改进后的标准作为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