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筠的道学思想特色

唐玄宗统治时期,道教重玄学学者吴筠开始将唐初重玄学的理论重心由道本论向本原论 生成论转变,由此形成其贬佛融儒、同有无、忘情说及性命双修等道教哲学思想。同时,这又是对道教的道体论、性情论及修道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色既代表了当时上清派主流的理论水平,同时又包蕴了内丹道思想的萌芽,是对重玄学的发展和总结,预示着重玄学已逐步向性命双修的内丹学转变。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道冠重玄,独超方外———论成玄英对《庄子.内篇》的阐释简

道教重玄学是一种兼有宗教和哲学双重身份的学说,其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艰难曲折的过程,并对道家和道教产生了空前的影响。通过梳理成玄英《庄子疏·内篇疏》的一些思想及诠释方法,指出其对重玄学的重要贡献和对道教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

魏晋六朝是玄学之风昌炙的时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玄学风尚充斥的人物品评风气、清谈玄理充斥的有无之论、言意之辨等哲学论思对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的建构与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魏晋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呈现出了重筋骨、重神韵、重意象批评、重书家主题情思的理论批评特征。     

茅山宗与重玄学

魏晋是重玄学的奠基期,唐代是重玄学的鼎盛期,也是道教教理教义和道教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茅山宗的教理中,就有重玄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上溯到宗道先生臧矜.臧矜乃梁武帝时国师,学识渊博,智深幽微,深受礼重.臧矜撰有<道学传>一卷、<道德经疏>四卷.据<旧唐书>记载王远知初入茅山,师事陶弘景,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矜.王远知传潘师正,后潘师正又传司马承祯、吴筠.     

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特点

唐代重玄学派道论的重要特点是用“虚通妙理”和心性思想重新阐释老子之道。重玄学派对道论的创造性阐发,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提升了道教哲学的境界。其二,为道教性命双修之先导。其三,重玄之道及其心性理论,又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玄学”名义再考——兼及“玄学”在哲学语境中的形态问题

"玄学"之名最初出现于南朝,随着中国现代思想与学术发展演出新义。"玄学"一开始为南朝官私之学的名称,其设立与宋文帝"留心艺术"相关,重《易》之占筮与神道设教,不排除有佛道二教的内容。国子学的"玄学"立有王弼《易》,但无文献证明有《老》学、《庄》学内容。以"玄学"指称魏晋南朝一期学术思想,是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实现的。"玄学"语义的现代衍变,经历了由传统语义向哲学语义转换的过程,其结果是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指称"玄学"。这既影响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及对其哲学形态的把握,也体现了以西释中的紧张与调适。     

论魏晋玄学的逻辑发展

汉初儒术"独尊"之时就标志着魏晋玄学所产生的土壤已开始被孕育,魏正始年间王弼的"贵无论"玄学标志着魏晋玄学的初步形成。整个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展开和发展,郭象"独化论"玄学是其发展的高潮,到东晋中后期玄学发展趋于尾声。晋末"佛玄合流"是对魏晋玄学的佛教哲学化发展,而隋唐时期的"重玄学"则是魏晋玄学的道教哲学化转向。     

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     

"本源-本体"论的建构--论隋唐重玄学对道家思想的承续与建设

本文主要在佛道交涉的视域中论述了隋唐重玄学对其道本论的建构 ,并且指出 :作为道家思想的第三期发展 ,在历经了原始道家的本源说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的嬗变、并同时导入了与道家的道本论相反的佛教中观以后 ,隋唐重玄学以其区别于前期道家的“本源 -本体”论坚守住了道家“崇本论”的基本立场 ,而这一立场 ,恰恰是与佛教中观缘起性空的反本质主义背道而驰的     

从肉体到乌托邦:穆旦“玄学”的一个侧面

玄学,是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穆旦诗歌中的一个异质性特征。通过诗学与生命的实践,穆旦的诗和诗的穆旦构成了一体同构的内在关联。穆旦的玄学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殖民和本土两重身份,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出走与回归、光明与黑暗的动力和主题。以肉体为本位的穆旦式的玄学,一方面对乌托邦话语具有解构效应,另一方面则因其固有的浪漫精神,重新以隐蔽而执拗的方式皈依元叙事形式的乌托邦。     

论"传神"与中西审美精神

中国艺术以形写神 ,以形似达到神似 ,神似重于形似。“传神”的审美特征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 ,体现了中国美学重“无”的智慧取向、“省”的审美意识及其玄学的色彩。这与西方追求刻肖外物的真的境界 ,重“有”、重再现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对比 ,而中西方将互融互补 ,艺术共荣。     

论王弼“得意忘象”方法论的革新

魏晋时期,言意之论是源于易学革新和玄学本体论的创立首先需要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而产生的。王弼综合了儒道二家中有重求义理倾向的传统,并加以深化和革新,从而得出了得意忘象、尽扫象数的方法论。王弼所提出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命题,实现了对汉代注释经典方法的革新与超越。     

陶渊明对“魏晋玄学”的别样演绎——田园与玄学渗透融合的真境再现

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历来探讨者甚多,但真正要将二者关系梳理清楚又说明白,还需将渊明的田园生活与玄学更好的融合在一起研究。田园生活及其田园生活理想是陶渊明玄学思想的主要依托和体现,渊明通过这两方面将农村田园与玄学交融渗透、完美融合,从而演绎出了玄学新境界——农玄。渊明以农村田园生活的实际行动回应并且完善了魏晋玄学,更为完整、更为透亮地诠释了玄学的要义。     

论曹魏玄学中儒学天道观的线索

曹魏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所创建的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及思维方法上来看,玄学与经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从继承的角度来看,玄学与经学一脉相承的逻辑线索清晰可辨。何晏、王弼的玄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天人之学,是直接继承经学发展而来的。     

论玄言赋"有意无意之间"的叙写方式

魏晋玄言赋或重具体事物的描摹以点出玄理,或以生活指向来展开玄理阐发,具体事物与玄言玄理二者构成玄言赋的"有意无意之间",这就是如何以文体的"有意"、文学形象的"有意"、探讨理论时进入审美状态的"有意"来把握玄学理论的"无意";最后在文学作品中达到以玄学理论来把握现实生活的"有意".     

玄学与陶渊明的诗歌创作

陶渊明生当晋宋易代之时。此时的玄学早已发展成熟,郭象的“独化”论流行。郭象的“独化”论拔妙理于他人之外,认为真正的逍遥并不是逃避现实、背弃名教,而是不离人间而德合“自然”,标志着玄学自然观的最终形成。陶渊明接受了郭象的玄学思想并深化为自己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其诗是他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体现。这在陶诗中突出地表现为作者用玄学写诗、用玄学实践人生和对自然的深切追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在对最平凡的田园生活的描写中蕴含了无穷的意味和深长的美。诗人按照自己理解的玄学理论身体力行、实践人生,完成了诗化的人格,创意了人格化的诗,使玄学境界与诗歌创作水乳交融形成全新的意境。     

论"重玄"一词的佛教使用路向

梳理了自东晋至隋唐时期佛教诸家对于源自《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重玄"一词各取所 需的借用,并且指出:被佛教最早发明的"重玄"义中的"双非双遣"义在佛教中观的语义背景之下为道家重 玄学所接受和完成,并最终成为其最为重要的标识性概念,而这一现象无疑正是佛道互相交涉的结果。     

科学玄学论战中的研究方法问题——兼论科学玄学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的地位

科学玄学论战中出现了三种风格各异的人生观 ,其原因在于各派所持思想方法的差异。思想方法是科学玄学论战的实质性焦点。置身于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科玄论战 ,则在哲学思想的承启、现代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和现代哲学话题的播种三个维度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晋玄学思潮管见

西晋玄学也称中朝玄学,指兴盛于西晋中后期元康——永嘉之际的玄学思潮。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玄学思潮没有得到重大发展,也没有出现有重要理论建树的玄学思想大师。但是,这一经济政治和平发展的时期,新旧势力的对比却慢慢地发生着重大变化,为元康之后的玄学突起埋下了伏笔。首先,在占田制、荫客制及九品官人制的促进下,庄园经济得到了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