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会通之考察

李大钊先生不但是我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而且还是会通、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儒家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注重历史的研究,更关注现实的中国。这使得其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儒学乃至现实之结合成为可能,概略研制,其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的会通主要体现在"以儒接马"、"以马评儒"及"融儒于马"的过程中。     

现代新儒学的佛学诠释——概论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建构

在中国思想史上,佛教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近现代以来,思想家们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试图通过儒学的自我变革和重构来支撑传统文化价值和回应西方思潮.在这一过程中,佛学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思想家们重构儒学的重要理论工具.在此过程中,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不但影响大,而且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并在建构各自思想体系时都与佛学有较大关系.因此,以他们的思想与佛学的关系为中心,揭示佛学对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思想影响的主要特点以及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应当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课题.     

儒学与宗教道德内涵的冲突与统一

宗教与儒学做为意识形态,都属文化现象,但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儒学却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二者既有一致性,也存在明显冲突。它们在道德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而其矛盾与冲突恰恰也来自于最基本的道德主张,正是在道德内涵的对立统一中,儒学与宗教得以共生共长,融合发展。     

利玛窦对儒学的理解及其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以《畸人十篇》为例

作为西方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以欧洲天主教士独有的视角解读了儒学。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哲学流派并非宗教,在道德哲学层面与天主教义没有冲突。他用先儒经典中有关"天"的模糊概念"上帝"、"天帝"来诠释天主教的Dio一词,并将其译为"天主"。在利玛窦晚年撰写的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中,他引用《四书》、《五经》,成功地证明了天主教的两个重要学说:灵魂不灭说和天堂地狱说。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会通

围绕着现代性、现代化这个时代的旋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会通中以此为契机点弹奏成两部曲:(1)就外在联系而言,二者共同寻求与现代性的契合并对自我身份进行认同识别;(2)就内在联系而言,二者在现代化进程中互动沟通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及文化建设作贡献。     

文明对话与儒学创新

通过对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理论的反思,必然引出"文明对话"的论题。从对现代化、西化、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反思,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以及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儒学是否有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认识;从"文明对话"、"文化中国",论证儒学创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儒学与天主教会通过程中的儒家经典译介

明清以降,天主教耶稣会士大量来华,他们为顺利生存和传教而会通儒学,不断靠拢、比附、融会、贯通和吸收儒家思想,在“西风东渐”传播天主教义和西方科学的同时,开辟了“东学西传”尤其是译介儒家经典的工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可以界定为三个阶段:“学习期”的主要目的是把儒经作为语言材料来学习中文;“化用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儒家思想来抨击欧洲黑暗社会;“研究期”主要属于宗教哲学的学术探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译介历程曲折而成果丰硕,激起了欧洲思想界的波澜,促进了西方尊重理性与自由的启蒙运动.     

贺麟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文章论述了贺麟先生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对贺麟的治学方法及其理论特色作了探讨。     

现代新儒学的特点及启示

作为20世纪初三大主要思潮之一的现代新儒学,因其立足于民族立场,以开放之胸襟汲取西学之精华,创造性地构建出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具有广泛的影响。毋庸置疑,由于现代新儒学的道统立场,又使得其学存在诸多缺陷,如开放的有限性、儒家对道德的畸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应有的了解等等,皆对其进一步发展构成限制。未来的新儒学如要取得长足发展,必须以更为开放的胸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对话、会通,并善于转换角色,以参与者、行动者的方式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来。     

文明对话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的新格局中,文明的背景和宗教的意义正在凸显,文化的全球性与地方性、现实性与根源性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消除隔阂需要理解,化解矛盾需要对话,文明之间的会通与对话已成为顺天应人的浩浩大势。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刘述先,在与世界各大文明传统做广泛交流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儒学发展的新课题,拓展了儒学的论域以及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对利玛窦与中西音乐交流几个问题的探讨

利玛窦是中西音乐交流的第一人,他把西方的宗教音乐介绍到东方,也把中国的戏曲及祭祀音乐、民间音乐介绍到西方.他第一次把欧洲的击弦式古钢琴带到中国.他写的<西琴曲意>既有宣传基督教义的道言,也有自己艰难经历的人生感慨.由于他的音乐修养只限于粗晓音律,因而他对中西音乐的交流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利玛窦对中国地图学发展的贡献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西方的地理知识 ,尤其是对地图制图知识的传播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成为明末以后中国地图史上极为重要的地图作品。     

《西国记法》及其历史命运

利玛窦的《西国记法》是最早一部以汉文撰写的记忆术论著,也是20世纪以前惟一用汉文撰写的记忆术论著。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此书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西方学术界却向来对此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中西文化天使利玛窦与跨文化适应

文章就利玛窦在华的跨文化交往的诸多经历进行了跨文化分析,对他的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梳理与突显,并深入探讨了他那不凡的跨文化成就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即坚定的信仰、巧妙手法以及从语言、外表、行为到思想、信仰的本土化。     

早期在华传教士"独厚儒学"原因初探

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和怀着对中华悠久文明的敬仰,以及出于发展自身、与新教抗衡之目的,以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基督教士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在传教期间,他们基于传教现实和教义融合的考虑,“借儒宣教”、“独厚儒学”,成功地促成了中西哲学思想的一次大融合。他们的传教策略与在传统儒学接触中所采取的承认、包容和尊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利玛窦传教的文化透析

利玛窦在华传播天学获得成功, 归功于其“基督教中国化”的策略, 即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两个层面, 趋合中国儒家文化, 求得华人在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他的传教充分展示了两种异质文化在交流中互动、趋同的规律, 昭示着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融合与创新。     

利玛窦《交友论》的译刊与传播

《交友论》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1 5 95年在华编译的第一部汉文西书 ,也是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译著的第一部世俗内容的汉文西书。该书通过百则西方哲言的编译 ,向中国人展示了西方的友谊观。在明末清初重儒家的“四伦”而忽视友谊的伦理系统中 ,《交友论》使士大夫相信 ,在遥远的西方也有着像中国人一样对友谊的认识 ,甚至有的见解还在中国圣人的认识之上。因此《交友论》在明末清初曾被多次刊刻 ,编入各种丛书 ,成为后来中国思想和伦理变革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日本

利玛窦在华期间曾绘制世界地图数幅,这些地图的原刊本全世界仅存五件,其中有三件藏于日本.利氏地图经由传教士、中国商人和士人传到日本后,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欢迎,它不仅被江户时代的文献广泛征引和摹绘,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以它为原型制作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在地图中宣扬的"地圆说"、"五大洲说"等观点,受到了以佛教徒为首的传统势力的抵抗,同时也得到包括兰学者在内的开明人士的欢迎,它对江户时代人们世界观的改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利氏地图还将许多崭新的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带到了日本,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提高有着颇为重要的作用.     

从中西文化差异看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的历史偶然

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是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欧洲：教俗分权,一教独大;中国：皇权至尊,多教平等。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天主、君王和生父之间的关系所作的阐述明显与中国儒家传统不同;在后来的实践中教权与皇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中国统治者禁教乃是势在必行之举。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地打开中国的大门,是由特定条件形成的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     

利玛窦的宗教传播与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

宗教传播是文化交往的重要实现机制。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宗教传播活动,不仅在形式上认同了中华文化,而且在内容上会通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西文化,促成了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这一史实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实践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