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维新中的光绪帝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光绪帝载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在民族矛盾加深之际力主变法图强的爱国行动得到充分肯定,他支持维新派、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性也得到承认。但对其“政治身分”,看法却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他是维新派,也有人说他属洋务派。对此,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论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异同

当前,在讨论洋务运动性质和历史地位过程中,牵涉到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领导戊戌变法的维新派,究竟是洋务派的继承者,还是批判否定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和基本否定论者的争鸣焦点之一。我是同意后一观点的,但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又十分密切,不能简单化,有详加分析之必要,因此,拟在这里就两派之异同,提供管见,参加新的争鸣。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

李鸿章与早期维新派关系密切.早期维新派的重要人士多为李鸿章招揽的洋务人才,李鸿章对早期维新派人士能够予以信任、重用和帮助.李鸿章有发展工商业与富民的思想,有不断发展的“变法”思想,这是他同情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基础.李鸿章的这些思想愈到晚年愈见明显,其主张“变”的内容已超出了洋务运动的范围.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郭嵩焘看作“洋务运动的理论家”,“洋务派内部的批评者。”通过对郭氏关于洋务运动以及中国近代化等问题的看法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观点是对郭嵩焘思想的误解。一 19世纪中后期,“富强”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共同追求。洋务运动为富强的实现提供了一条途径。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民族资本主义还处于幼芽状态的时候,洋务企业不管有多少应该批评之处,无可争辩的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象征。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领袖,不断实践并完善由他们开创的这种发展方     

郭嵩焘中西体用观简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在清末以宣传洋务和首任中国驻英法公使而闻名于世,虽然他曾被誉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但实际上,他的洋务思想却远非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所能及。他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本文试论如下: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论郭嵩焘思想的前瞻性

郭嵩焘是近代思想史上前瞻性人物。他赋予古老的富强观以近代涵义;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源性,从一侧面对“西学东源”提出了批评;他是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批评者,他的本末观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是一大突破。     

也谈洋务派与林、龚、魏

最近,有人论及洋务派与林、龚、魏的关系时,以“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对待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态度”作为衡量标准,将曾国藩、李鸿章同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在“师夷”的目的上和具体主张上完全不同。林、龚、魏的“师夷”,“是为了打退西方的侵略,使国家和民族富强”;洋务派“骨子里和行动上却是媚外。“洋务派与林、龚、魏的主张相比,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从而断言:“洋务派不是林、龚、魏的后继者,是而林、龚、魏爱国思想和事业的背叛者”(见《光明日报》1981.11.23),如何看待洋务派与林、龚、魏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也关系到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因此,笔者不揣冒昧,也对此谈点粗浅的认识。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应当以什么作为衡量     

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正>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在学术界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从研究洋务派代表人物洋务思想的角度,考查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对洋务运动的深入探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思想,已有专文论述。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洋务思想,虽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研究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探讨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郭嵩焘教育思想刍议

郭嵩焘的日记、诗文、奏稿、专著、自传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学校教育关系到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的好坏,关系到洋务运动的成败,更关系到国富民强的大计;他坚持德智并举,重视实学,提倡"格致之学",关注艺术教育和体育:他主张广泛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并对考试方法进行改进;他建议清政府多派学生赴欧芙留学.郭嵩焘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教育发展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若干问题综述

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今年10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13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标准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在“帝国主     

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

洋务运动同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本文只谈它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它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它与洋务派以及其中某些人物的关系。 为了说明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得先弄清评价洋务运动的标准。 评价洋务运动的方法,与评价所有历史人物、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

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远远超出了同道中人,既受到了保守人士的贬斥,又受到了开明人士的赞许。晚年的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退隐之后的郭嵩焘完成了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的转化,开始担当绅士的职责,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既有无意识地强化湖南绅士保守心态的负面举措,更有在与官绅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绅士的传统观念,启发民智,开通社会风气的善意之举,对以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旧嬗替之初看西方教育--郭嵩焘考察西方教育之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新式教育兴起,可视为中国教育转型的开始.值此新旧嬗替之初,郭嵩焘受命出使英、法,亲身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现实.郭嵩焘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于经史之学有很深的造诣;又以精通洋务著称,主张取法西洋,包括取法西洋的教育.这样一个具有变革思想的士大夫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我们探索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初始轨迹具有重要意义.近年对郭嵩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其教育思想的探讨稍显薄弱.笔者不揣浅陋,冀于此略尽绵薄之力,故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试论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形成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该思想起源于地主阶级经世派主张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识,在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兴办工商企业的实践以及早期维新派宣扬商政观念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和清廷推行的新政中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