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仁智双彰"的现代显扬——略论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仁智双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此,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儒学作为现代中国人价值之源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又力图开显出知性主体以补以往儒学之不足,以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其人生哲学是对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继承和弘扬,包含了对西方现代人生哲学以及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困境的儒家式的回应,体现了寻求"德性"与"理性"之统一的理论追求,对于为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纠偏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因人生的理想性陈义更高而脱离实际、自身倡导儒家人生哲学却并未真正践行儒家的基本行为规范等不足.     

从康有为两种人格价值观看近代启蒙人格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价值现发生冲突.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开风气之先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从唯物本体论、自然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肯定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人格价值现,批判了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价值既.但康有为不同意否定中国儒学传统,认为儒学是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把人道主义的“博爱之德”作为新的儒家道德核心内容,并系统地从本体论、道德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以仁为本”,仁义道德至高无上,试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康有为思想中这种人格价值观的二重性,标志着儒学在近代的蜕变、转化,同时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中两种人格价值现的冲突与困惑.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和创新

在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史上,儒学与西方文化一直进行着交流、互补和融合创新.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曾认为,儒学与耶稣教的教义相通.儒学传到欧洲后,对一些杰出思想家如启蒙学者伏尔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儒家格言,就被写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当今的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有儒学的影响.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儒学更加受重视的时代.     

杜维明对启蒙心态的反思

启蒙心态为现代文明创造了许多普遍性的价值领域 ,如科学、民主、法制、人权等等 ,但同时也几乎把人类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对启蒙心态进行反思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一大思潮。在杜维明看来 ,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首先引进西方那些普遍性的价值 ,在这方面 ,五四知识分子功不可没 ,但同时也出现了偏差。现在 ,我们要在继承五四传统的基础上 ,站在儒家人文主义的立场 ,对西方由于启蒙心态造成的全球性的社会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杜维明的这些思想对推动儒学现代化很有启发价值 ,但缺点在于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儒家思想对于西方社会弊病的救治作用 ,关于如何建立全球社群伦理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现代新儒学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现代价值,探索儒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在当前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历史表明,现代新儒家所憧憬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论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的调和思想——兼论东方文化派的孔子观

五四时期,当众多知识分子就文化选择、孔子评价等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东方文化派也积极参与,深入评论,成为这场中西文化大论战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他们一方面要求保存传统、昌明孔教,另一方面,反对顽固守旧,提倡中西融合,批判神化孔子,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调和中西、折衷新旧,是东方文化派中西文化观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形成于新旧思潮的激烈冲突中,反映了五四时期文化选择的艰难。     

法治文明与民族传统——从人性认知角度对权力制约正当性的阐释

现代法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承继与发展,无不受到世界各国及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西方基督教传统与中国儒家思想对人性认知的截然不同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权力规制的不同路径,也形成了中西文化传统中对法治的不同态度。西方人从基督教的原罪论出发,推导出人性本恶,继而谋求政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与防范。中国的儒家思想则从人性本善出发,通过人的自身修炼来消解权力行使中的恶,达到对权力的制约。     

东汉末年的荆州与诸葛亮、王肃

东汉末年的荆州,兴起了具有与此前儒教不同特点的新儒教－荆州学。它的形成不仅缘于宋忠、綦毋闿等刘表集团的内部成员,同时也包括了司马徽、庞德公等在野的名士。在这样广泛的交友关系中成立的荆州学到底具有怎样的特征。又是为何诞生于荆州？修习了荆州学的诸葛亮在刘备处仕官,最终在蜀汉建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荆州学又在诸葛亮的思想里占据了怎样的地位？此外,在经学上师承宋忠的王肃对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荆州学是经过了怎样的演变才出现了王肃反郑的现象？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中西文化差异与儒学的与时俱进

儒学要探讨现在使人类前途发生困惑的矛盾和问题,才会有发展的广阔前途,中华文化的自信来自重新审视"东方落后"这套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结构;儒家代表的思考是一种独特互系性风格,与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以及割裂的思考,形成对照;要合理、准确的估计中华文化,开始认识它的开放性,最少保守、最能与时俱进,郝大维、安乐哲的比较方法值得借鉴。它把整个哲学文化传统作为域境,找到概念的特定意义,发现中、西方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使得困惑的哲学文化问题一目了然;在中、西方的多元文化视角中,"人"、"人权"、"个性"、"自由"、"民主"一系列概念开始从似曾熟悉变得既熟悉又生疏。     

论儒家的宗教情怀

中国儒家传统所讲的“仁”、“理”其最高的依据乃是“天命”或“天理” ,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宗教学中所言的“终极实在”。“天命”化生了宇宙万物并与之相伴 ;人为万物中最灵秀者且自觉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使命。儒家把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归结为宇宙神秘的生命力 ,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展现这种生命力。由于儒家思想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 ,它对宇宙生命力的理解不能不有明显的家庭伦理和帝王社会的经验印记 ,其表述的理性规则并不充分 ,反而使带有神秘体验的宗教情怀彰显 ,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确立个人的理想追求、砥砺社会风气和促进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西哲学内在结构之比较研究——以结构主义为视角

以结构主义的整体性思维为基础,以中国儒学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为例,对构成二者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发现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结构的整体性相对中国儒学较弱,即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缺乏有机的内部贯通,仅仅是形式上的松散联合体。而且维系二者各自结构得以存在的自调和转换机制所依赖的原动力也不同,中国儒学是为使其理论体系社会化而建立了相应的结构;而形而上学以超验世界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有为了结构而建造结构的倾向。通过比较研究,映衬出中西哲学具有各自鲜明特征的结构方面的原因。     

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理论被视作糅和中西所形成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理论体系。康有为在构建维新变法理论时,始终处于维新和复古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试图以西学作为变法维新的武器,另一方面,他却又不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而决定了康有为所设想的近代化道路必然是要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因而,他的最终失败也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