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论王安石的人才革新思想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历史上一个“以身救弊于天下”、锐意变法图强的政治家和人才思想家。他的人才培育理论，他的人才进用思想，他的人才修身意识，着眼于学校教育的根本，着眼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当务之急，着眼于人才制度与人才观念的兴利除弊和弃旧图新，使人处处感到贴近时代、贴近政治、贴近现实和贴近人才。王安石的人才思想理论，在中国人才革新思想史上占有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他的人才务时、务实、务用这一除弊条新的核心之说，乃是我国人才理论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份珍贵遗产。一、革人才培育之弊北宋建国之初，学校教育与科举选土基…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王安石人才变革思想新探

王安石的人才变革思想是出于服务变法的需要。为了保证新法的顺利推行，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他突破了“尚德”的传统人才观，将“才能”凸显出来，作为评定、选拔、培养、任用及考核人才的核心标准。这一人才思想体现了王安石注重实践的精神，是对传统人才观“重德轻才”流弊的一种反拔，虽然也存在一定过失，并招致了众多非议，但它在人才建设领域的革新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再论王安石变法——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

王安石逝世到今年已经整整九百周年了.尽管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南宋投降派为开脱宋徽宗赵佶之流的亡国罪责,极力诋毁王安石以及王安石主持下的变法革新运动,但是,王安石的伟大的业绩,依然是彪炳于史册,永垂不朽.这篇文章的写出,还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他的不朽业绩,更加重要的是,他主持下的变法革新运动,不论是其成功的地方,还是失败的地方,都足以垂鉴后世,给人们以启发,因而是值得研究和一写的.至于近几年有关王安石变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将另文探讨,这里就不加涉及了.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心理学角度探讨王安石变法的成败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主持的变法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文章对王安石进行心理剖析,从他的人生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来分析他的个性特征.从而阐明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与他的个性特征不无关系.     

王安石变法和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变法虽然收到了一些富国强兵的效果,但没有解决北宋的社会危机,也没有起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就王安石变法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进行探讨,并请同志们指正。     

皇权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已经九百余年。九百年来,对这位改革家的政绩,评说各异,褒贬不一。诸如,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为什么能够变法?变法又为什么失败?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仍循传统的方式,把注意力放在个人、集团乃至整个宋代来考察,那就无法拨开历史的云烟,就仍“身在此山中”,难识“真面目”;如果我们突破传统的模式,把王安石变法放在整个封建社会结构中去考察,在思维方式上从宏观导入微观,也许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本文就在这些方面作些尝试。     

论王安石变法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以及对北宋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均已为历史所肯定。但是,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推行对太学、对科举、对考课制度的改革,倡导推行     

论王安石人才思想的历史地位

王安石对人才问题的论述具有理论性,“理论由实践赋于活力”,它纳入王安石变法的施政纲领,成为变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由于论述的全面、深刻和系统,在古代人才学上,它就占有突出的地位。尤其是王安石作为改革家,他的人才观所表现的战斗性,以及由此所体现的勇气和胆略,都是非凡的。因此,本文试图从王安石人才观的形成、要点和与司马光人才观的比较,略作评述,以求指教。     

论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

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变法,因哲宗“元祐更化”而失败。因此,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就连一些力图对变法作出恰当评价的文章,也只是肯定这次“变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是有成就的。”其实,王安石变法是整个封建社会中一次突出的以“理财”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正是由于这次变法中表现的不容忽视的理财观念。列宁才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我们研究、肯定这次变法中的理财观,对于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具有重     

王安石变法与台谏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本文在系统考察王安石与反变法派台谏官的斗争、王安石运用台谏的措施、台谏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成败与台谏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王安石不避矛盾，不恤人言，大胆使台谏为变法服务的做法。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时代的明镜 变法的鼙鼓——论王安石的诗

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不但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是负有盛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把诗歌创作当做它抨击时弊,推行变法的战斗武器,他一反西昆派文人无病呻吟的浮     

王安石的法治思想探略

王安石变法是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在变法实践中,王安石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文章分别从其关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阐述他的法治理论与法治思想。以为学习和研究王安石的法治思想对于促进当今的法治建设仍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

王安石和他推行的变法,是研究北宋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要把这一研究推向深入,还需搜集更多史料,并对史料作全面考察。然自宋哲宗元祐以降,史官褒贬不一,在《宋神宗实录》的修纂上,尤为突出。清理其概貌,将有助于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