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经济视域下近代西方个人权利形成的历史考察

近代西方个人权利的生成与确立是货币经济的产物,是一种经验的存在,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并不像启蒙运动学者所说的是天赋的、超验的。近代西方个人权利的物质基础,是个人的货币性财富占有,个人权利的天赋人权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占有事实的一种社会认可和观念论证,从而使个人利益由一种私人的存在转变为一种社会的存在。以货币经济为视域考察近代西方个人权利的历史形成,可以透视近代西方个人权利的生成机制。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宪政内涵及其制度启示

契约是社会个体通过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或他人创设权利与义务的一种书面协议,上升为一种社会公共理论后,契约论便成了一种国家理论,它被用来证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或者用来对政治权威施加限制。霍布斯、洛克及卢梭都对社会契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在他们的理论中,契约关系已上升为一种法权关系,即契约思想已不仅是停留在私法领域里探讨个人间权利关系的问题,更是在公法领域探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宪政问题。与西方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皇权的统治下,老百姓处于无权状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契约不断涌现。通观历史与现实,近代西方社会契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现实选择——基于“公民身份”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遇到了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使福利国家进入了“后福利”的时代。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改革与反思的过程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进入了理论家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公民身份危机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消极的后果,福利国家所处的两难困境就是这种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权利的危机与制度的困境暴露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而公民身份的拓展与延伸在挑战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也将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个人正当权利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以民权、人权概念运演为例

以个人为基础的权利概念进入中国后,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一方面对权利概念内涵的个人要素有所体认,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限制与修正,最终没有形成西方以个人为正当的权利理论而是倾向于强调个人与社会共同构建权利正当基础.近代民权与人权概念的运用、演变及交锋集中反映了近代国人对权利正当性的思考.近代中国权利正当理论的探讨有助于理解中国权利文化特性、推动权利事业发展.     

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二战后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 70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 ,2 0世纪的最后 2 5年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是 ,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 1”事件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种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各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 ,但也是西方主要国家 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续。超越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 ,都力图解释西方社会发展 ,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揭示这些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我们可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质、作用及其限度 ,并指明国家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新角色。     

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逻辑与历史经验:从契约国家理论到国家建构理论

在西方国家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契约国家理论与国家建构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均以现代国家的建构作为其核心议题。前者产生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时期,偏重于逻辑推理和演绎的方法,中心在于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力的分配,提出了社会产生国家的国家建构路径,而围绕国家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则描摹出现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后者则出现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熟时期,主要采用历史比较的归纳方法,专注于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经验的总结,发现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由集权而分权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二者在国家建构的顺序以及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从封建王权思想到国家主权理论——近代西方国家权力观念溯源

“国家权力”思想是近代西方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国家权力既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同时必须也是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绝对权力。国家权力的这种内在张力是它的基本特征。近代西方国家的这种权力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二维王权思想。本文试图以封建王权思想的内在机理为起点,考察政治权力思想从国王的权力到国家主权的演变过程,并揭示国家权力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是国家理论体系中的根本问题。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西方法律职业的历史变迁--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视角分析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的互动发展过程,孕育了西方法治秩序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使西方法律职业向现代转型成为历史的必然诉求.本文立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过程中,西方法律职业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变化.试图以此说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是国家和社会相对分离并至二元分立状态下的产物,以及法律职业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主化运动中所引发的权力与权利的界分、冲突和整合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民初妇女运动

面对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国难问题,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诉诸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欲摆脱病国的现实,必从改变病夫开始,隐藏于传统家庭结构中的女性由此走向社会场域。以此为背景而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权思想,与西方女权发展的路径十分不同,其意不在寻求女性与男性个体权利的平等,而在于将个人看作国家有机体的组成细胞,将强国目标的实现与女性个体的改善相连,故此,女性的主体性在与国家救亡的时代使命的关联中凸显出来。     

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 ,而是往往处于冲突之中 ,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 ,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认识进路。在法治社会中 ,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 ,绝不是中间点 ,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 ,即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源流分析

本文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对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加以了分析,认为西方的政府职能理论是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之后产生的,并随着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过程发展起来。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立足于市场的缺陷和社会的不自足性,希望通过政府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发挥来弥补这些缺陷与不足;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面对着国家干预逐步加强的趋势,从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出发,强调对政府作用施以必要的限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则向人们展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拓展之间的关系。最后,在上述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说明了西方政府职能理论对我国政府职能研究和实践的参考意义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从晚清权利观念看清末国家构建的内在困境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试图通过建构民族国家以满足和保护个体的自然权利需求,其权利观念中的自我要求较为薄弱。晚清维新思想家受西方近代权利观念的影响,也认为个人可获得应当之利、拥有自主之权,且人人自主乃是国家福祚昌盛的基础。但同时,他们受制于两千年来的儒家思维模式,始终将个人视为道德性的存在,认为个人自主不仅意味着反抗外在强权,也意味着克制内在的非分欲望。在他们看来,这种德性意义上的人人自主,才是真正不变的天下大道;只有人人皆知群己之权界,国家才能进入民主建国的政治轨道。但是,以今日的后见之明观之,这种权利观念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却无补于清末国家构建的顺利展开。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

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有机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普遍利益与社会特殊利益之间冲突、协调与整合的复杂过程与状态,表现形式与途径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影响、渗透与掌控.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由国家社会同构一体一元结构,到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二元结构,再到国家与社会相互影响的互动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社会利益变迁与治国模式的转换.     

社会互构论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取向及反思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再次调整、转变和互构过程.从社会互构论视野来看,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两个建构趋向:国家职能从集权走向放权和社会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同时,当前学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市民社会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路径等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其探讨更应关注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