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克莱夫·贝尔的“意味”

英国视觉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ＣｌｉｖｅＢｅｌ）的“艺术乃是意味的形式”命题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学界对此命题的阐释和理解却很难令人满意,对已成为艺术家们口头禅的这一著名命题,只是指出贝尔论证上的某种失误（如中外均有人指出贝尔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即用“有意味的形式”和“能唤起人们审美感情的形式”互释）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将此命题视作只是一个有关绘画艺术的形式主义命题,而对其深刻内涵不做发掘;更不将之联系于其美学思想整体和美学史资料及思想背景,尤其国内美学界对贝尔将“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所作出的近乎简单的否定也似有商榷之处。鉴此,本文力图将“有意味的形式”加以重新“品味”,特别对其中的“意味”联系中外美学思想及贝尔的美学整体加以较为细致的理解和阐发。这样做的结论是：贝尔美学的核心和有极大启发性的部分恰在他的“形而上学假设”即把“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及有关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     

论“有意味的形式”——贝尔美学思想述评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 1881—1964年)是近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近代颇有影响的美学家。他在总结了近代美学与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后,明确提出美学的发展是以艺术创造为依托的。那么,艺术创造了什么呢?他认为,艺术创造了“有意味的形式”。对欣赏者来说,它是一种以独特方式结合起来的线条与色彩打动观众,引起人们审美情感的形式,对创造者来说,它是一种以情感为意味,与现实生活的种种利害关系相脱离的形式。在“有意味的形式”里边,贝尔强调情感意味,突出主体的审美情感,离开了情感的意味,“有意味的形式”便不复存在了。贝尔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美学影响较大,对当代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克莱夫·贝尔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以艺术的自治原则为视角

克莱夫·贝尔是现代形式主义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从艺术作品中将形式抽象出来,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艺术应具有自身的意义和目的,艺术世界应与生活世界相分离。于是,他在艺术与日常生活世界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我们可以将他的艺术理论归结为艺术的自治原则,并以此为视角对其形式主义美学进行解读。     

浅析J·M·库切小说的哲学意味

库切的小说对人的精神归宿作了哲学思考。     

中国艺术“一”的哲学意味

中国古代文论 (文艺评点 )中提及“一”说 ,如“一乃文之真宰”、“用夫不一”、“一画”、“一形”、“一笔画”、“一笔书”、“以少总多”、“万取一收”等 ,这种“一”的创造理论 ,具有深邃的哲学———美学的渊源。西方古希腊哲学中有“一”说。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特别是道“一”的美学观点 ,十分丰富深刻 ,对几千年艺术创造构成强大的辐射和渗透。发掘和整合“一”的艺术理论 ,需要在形上的古典哲学智慧的背景和氛围中展开。     

文化代言者与“根”的意味

从文化角度和作家创作精神角度对赵树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赵树理创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作为农民文化的代言人上。正因为如此,赵树理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非常特别。同时,他对农民文化的熟稔和热爱,是他能够立足于农民文化立场创作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对于中国现当代的作家们来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重建·隐喻·哲学意味——历史文学作品三层面

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历史文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完整地重建历史世界,不要为历史文本所束缚。第二层面是隐喻现实。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用言语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第三层面是哲学意味。这哲学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国外音乐品味分层研究:从音乐品味“专一者”到“杂食者”

分层一如既往地是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品味则也开始日益成为社会研究中心论题中的一员。文章对国外已有的有关社会分层与音乐品味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国外已有的研究旨趣有了如下变化:从早期的同化论到后期的到音乐品味杂食性-单一性命题,具体来说,即早期有关音乐品味与社会分层研究认为个人的音乐品味与其自身阶层状况呈现对应的平行关系,而后期则认为品味分层不再是柱状,而是倒金字塔形状,越是阶层地位较高的人,其音乐品味范围越广。     

经济学名称的黑格尔之“舞”及其意味

黑格尔以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论逻辑著称于世。谁能想到，以“经济学帝国主义”自居，自我感觉是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在自己的学科名称历史上曾按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韵律跳了一场仿佛回到原来出发点的哲学之舞呢！回归的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意味无穷，我们所看中者，正是这里的意味。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庄子》“技道之论”的美学意味

《庄子》"道"的理念从本义上讲就具有超越性,而这正是其审美特质所在,《庄子》的思想也因此充盈、洋溢着丰富的美学气息。超越性作为"道"的美学根基,也是《庄子》"技道之论"的基础。《庄子》寓言中隐喻的"技"与"道"的关系,潜藏着美学意味。《庄子》在器用审美方面"自然"、"朴拙"的概念也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应该说,《庄子》这些极富美学意蕴的思想对当代的技术设计具有一定启示性。     

三重吊诡：微信“朋友圈”的伦理意味

微信“朋友圈”既是现代精神的典型显象,同时也在形塑未来社会的伦理品格。已然与将然交叠穿梭,使“朋友圈”呈现三重吊诡:首先是熟悉与陌生的置换,人们一方面与陌生群体畅享几何倍增式的互粉关系;另一方面,又将有着一段“不可解之情”的熟人关系变为某种“弱连接”。其次是自由与秩序的悖谬,当人们不再依循血缘、地域来建立社交网络时,正是自由意志的某种体现;但同质化的“秀”“晒”“炫”,又迅速将人们囚禁在资本衍生的“铁笼”内。最后是理想与虚无的变奏,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有意气风发、高标理想的一面,也有佛系心态、甘于躺平的一面,常常游走在希望与恐惧之间。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城/乡”之于“心灵”的意味

文学是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小说的书写则是对于现代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基于中国"城/乡"结构形态的特殊性,汉语的现代小说在空间维度上主要呈现为"移植性"摹仿的都市叙事形态与融入自然的乡土叙事形态两相并置的形式样态,"乡土"小说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贡献于世界文学的最富有独特意义的"空间形式"范本。但在"心灵-世界-形式"的一般结构模型中,现代中国小说还远没有达到真正成熟的程度,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仍然有待于更深层面的激发。     

“动”·“群”·“变”与梁启超的自然观

随着20世纪初现代科学的猛进对17世纪以来机械自然观的颠覆,梁启超逐渐形成以“动”“群”“变”为表征的自然观,对“科学侵入哲学”风气的体验与批判,拓展了其自然观与哲学视野。现实关切和救世情怀,使其自然观与中外科学文化潮流和文化传统相表里,以强国新民为指归。     

“品味”论与接受美学异同观

接受美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一种新学派,它由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尧斯和伊瑟尔等五位年轻的美学家所首创。这派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问题,认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在阅读过程中由读者重新     

略论贝尔的艺术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哲学在西方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了,非理性主义哲学逐渐侵入了其他人文领域。这种情况在艺术创造中首先表现于绘画领域。以画家塞尚、梵高、高更为代表的后期印象派,主张艺术不是模仿现实、再现现实,而是表现主观、创造形式。这些现代派抽象艺术家还提出,以往美学家那种在再现现实中达到主客统一的艺术观不再适用了。新的艺术实践需要新的理论,这种理论需要说明为什么艺术创造是主观对于客观的征服,艺术真实不是替代性的模仿结构,而是具有强烈表现性和独立性的实体,艺术形象为什     

“后工业社会”与“乌托邦”———贝尔与马尔库塞之比较研究

“后工业社会”与“乌托邦”———贝尔与马尔库塞之比较研究王昭锋（山东省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山东聊城２５２０５９）一、历史遭遇了什么？在人类举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迎面遭遇了一连串的问题。历史要终结了吗？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下个世纪是否真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