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基于对湘西多个土家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区的田野调查,来总结和归纳我国多民族社区族群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模式及其走向.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表现为"和谐与共生"、"竞争与冲突"并存的多维族际关系模式.同时,基于汉文化和汉族在两族文化互动和族群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对湘西族群关系从"团体多元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走向作了展望.     

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及其作用

汉代以前中原汉文化就已传入西域。此后通过屯田、贸易等多种方式,汉文化源源不断传入西域与西域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并逐渐形成"以内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为母体"的屯垦文化。它不仅丰富了新疆地域文化,成为新疆地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新疆文化进步,促进新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谐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封闭中的变迁:近代四川木里的租佃制与族群关系

地处川滇交界地带的木里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在近代一度处于封闭的状态中,这与现今其境内族群、文化的多元特征形成鲜明反差.考察近代木里族群构成演变的历程,会发现木里众多族群汇集、杂处的分布格局与历史上频繁的族群迁徙、流动有关.而近代租佃制的引入是吸引众多族群迁入木里的直接因素之一,并由此深刻地影响木里境内族群的分布格局.     

族群认同与互动——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族群意识与体系

民族认同,作为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首先提出自己有关民族认同的定义,并根据民族和族群的不同层次对认同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即分为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其次,通过对实证调查资料的分析,证实了恩施地区族群认同的形成.在此基础上,针对恩施土家族、苗族的需求,提出族群具体政策上的对策和建议,以达到增强民族认同,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目的.     

叶嘉莹的中国身份认同

叶嘉莹虽为海外学者,却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早年生活、生长在汉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自觉是其获得、认同这一身份的基础,汉民族与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同一性则整合了她的汉文化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从而构筑成常识中的中国身份。对这一身份的认同与自觉使她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探索的价值取向。     

汉字文化刍议

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水乳交融,形成了汉字及汉字文化的系统,它记录了汉文化的历史,塑造了中华民族形象.研究汉字,可以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其对世界其他民族的影响.     

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

云南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以稻作为主的定居文化,继之的青铜文化则可分为农业文化与畜牧文化,青铜时代的农业文化与新石器文化有承继的关系,创造上述文化的是"昆明之属"这一古老族群。唐初,该族群在汉文化冲击下,因内部发展不平衡而分为"白蛮"与"乌蛮"。自南诏统一该区,区内多元部族开始了一体化进程,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白族。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论“金源文化”的影响

金代以女真族文化为根脉和主体 ,兼融渤海、契丹及中原汉文化而形成的金源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多源多流中的一源。金源文化以自身的文化精华和积极因素反哺中华民族文化 ,并在音乐舞蹈、文学、古典戏曲等方面 ,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城建等方面 ,都对汉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韦玖灵专著《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发展》简介

韦玖灵的专著《儒学南传与壮族思想发展》最近出版。该书以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指导,阐述了壮族思想发展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书中设专章介绍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揭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体的多层次性,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层次的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汉族”的核心是“汉文     

元明时期内迁畏兀儿人研究

元明时期的畏兀儿人，缘于地域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化，其内迁之后于族群上呈现多元流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取向、生活方式上凸显为多元模式，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地方性知识与族群标识：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云南迪庆汝柯村玛丽玛萨人文化及节日考察

传承与建构是文化演进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文化变迁的历程中,玛丽玛萨人通过玛丽玛萨节日文化的仪式性展演,通过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当下的建构,呈现“我者”的族群文化内涵与外延;通过向“他者”地方性知识的表达与诠释,实现并强化其本位文化身份和族群标识.其多元文化要素形成具有本族群特色的多元共生文化复合体,标识并演绎其族群文化存在,是“一体多元”与“多元一体”格局在族群文化演进层面的生动彰显.     

夷夏观视域下“服事”思想之流变

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随着华夏族群的逐渐形成而不断强化,夷夏两大族群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通过"夷夏之辨"思想得到了集中体现。文化领先的华夏族群试图改变中原区域夷夏杂居的地理格局,重构一种理想化的夷夏秩序,"服事"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理想的派生成果。"服事"理论强调文化和职责差异,欲重构夷夏分布格局,有强烈的服务现实倾向。但这一理论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所突破,夷夏之间的战争摧毁了理想化的"服事"格局。春秋以后,"服事"理论逐渐丧失其现实意义,转而成为纯粹的理论探索。     

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地理视角下的长城文化研究

［摘要］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的修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空间结构来看，作为文化梯度的地理标志，长城是异质民族文化的分界，它诠释着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性的特征，并制约着其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从时间顺序来看，长城促进了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发展，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统一体的形成意义重大。通过历史上长城的反复修筑，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文化实现了分、合、发展的螺旋式演进，形成了中华文化多元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中华文化数千年来能不断地发展并一脉相承，也使中华文化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本文从民族文化地理的角度切入，以中国长城和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空间格局为佐证，从更宏观的领域论证长城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 经济、文化、心理因素析论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民族“多元”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概括为“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各民族“三个相互”与共同拥有并开发统一的生存空间息息相关,并依存于中国内部互补性极强的生态格局及民族分布格局。统一生存空间的内部差异,导致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互补性极强;互补性和互惠性驱动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不断密切,促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度、深度不断发展。伴随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各民族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培育了共有精神家园和共同心理素质。经济依存、文化共塑、情感共育三大机制持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实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进一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为、自信和自强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各民族“三个相互”重要论述为指导,才能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理,也才能科学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从四大民瑶看明清以来“南岭走廊”的族群互动与文化共生

作为南岭民族走廊上的一支特殊族群,明清时期湖南江永的四大民瑶承担着扼守湘桂边界的军事重任,与周边的汉族土人、广西境内的"远瑶"等族群形成持续的互动,在族群互动中不断吸纳和采借周边族群的文化元素并生成了自身的民瑶文化,各族群在互动中形成文化上的共生.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黄河河源文化

江河源文化是大江大河起源段的“地理—社会”空间文化。在黄河文化的研究中河源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看,黄河河源文化具有久远性、复合性、辐射性、传递性特征。黄河河源文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一直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表现为:将游牧文化带入到中华文明之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底色;古羌人在华夏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众多族群（特别是藏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江河源区共同的源头、共同的文化和横跨黄河长江的人口迁徙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为一个整体。对江河源文化的整体性认识,有助于形成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表象·深描·祭祀——梅山张五郎信仰的文化阐释

张五郎信仰体现了梅山文化与汉文化及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互渗融合,展现了梅山文化族群的成长、发展与迁徙历程,表征了积极吸纳先进文化、崇尚自然、血性拼搏、坚韧霸蛮等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