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现在轮到地方了

在行政审批改革或转变政府职能问题上,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更多更具体,需要挑的担子一点不轻。如何将权力下放,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放掉,课题更严峻。今年以来,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央政府已经作出表率,现在轮到了地方政府及时跟进。这是因为,很多项目审批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有利于中央和地方明确职责     

政府行政改革与现代政府制度——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从政府行政改革与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尤其是政党行政互动的视角 ,从8个方面回顾了我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历史进程 ,展望我国深化政府行政改革的合力趋势。认为政府行政改革的理论趋向于政府行政改革的实践还不够 ,政府行政改革的实践还要趋向于政府行政改革的理论 ,这就需要有政府行政改革的理论创新和政府行政改革实践的突破 ,为此必须进一步处理好5个方面的关系 ,使之形成政府行政改革的总合力系统 ,在进一步深化政府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府制度。     

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思路和着力点

正进一步简政放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提出了"进一步简政放权"的任务。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简政放权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第一,简政放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主线,是适应我国全面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打造现代政府治理升级版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大致每五年掀起一次高潮。今年全国两会后,中央再次做出决策,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与以往相比,这次改革的特点,是把几个改革和职能转变有机结合起来,把职能转变作为核心,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和抓手,体现了思路上的一种创新。     

下好简政放权这盘棋：进一步简政放权的思路和着力点

【策划人语】 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是突破口,是总开关。行政审批事项的繁多,不仅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行政服务水平的降低,而且直接导致各种寻租腐败问题越来越多,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如果简政放权的改革不能走在其他改革的前面,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会难以向前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简政放权正在以一种制度重构的方式制约政府权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建立公信力,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要下好这盘事关改革成败的大棋,赢得简政放权改革的胜利,就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切实精简政府机构及人员,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管好,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权,最大限度释放出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务必下好简政放权这盘大棋。     

中国梦与中国经济升级版年度系列报告⑥ 简政放权打造现代政府治理升级版

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关键是要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基础上搞好宏观管理,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治理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效能,建设现代政府。这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在会上的讲话,每一句都很实在,近远期的目标谈得很明确,路径方法都适合到位。此次会议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可以归纳为"该放的权坚决放     

浅谈《改革政府》一书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由美国两位作者—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的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特合力完成的《改革政府》就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让政府"活下去"的十项原则,以期通过改革建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高效政府。我国在十八大后,改革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府如何简政放权、自我革命,建立一个有使命感、高效的政府成为政府改革的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借鉴十原则,针对目前我国政府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改革设想。     

基层简政放权需打好“优化”牌

正人民群众对简政放权的感知,更多更直接地来自基层政府的工作与服务。基层政府能否真正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简政放权的要求,关系到简政放权改革的成败。对于基层政府而言,除了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各种手续和环节外,简政放权还要打好"优化"牌。     

打响简政放权“当头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简政放权史。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软环境的满意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就是要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使政府管理从依赖“审批式管理”的模式向通过“服务式管理”的负面清单模式转变，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升级版。     

政府效能视角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一般认为,行政体制主要是指政府系统内部行政权力的划分、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运行等各种关系和制度的总和。行政体制决定政府行政权力的划分与配置,行政组织的构成与相互关系以及政府系统的运行方式,是政府效能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性制约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迁,公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升级,为确保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能力和服务能力必须不断提升,这无疑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前,这一时期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简政放权、     

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内部阻力及其对策分析

当今，我国地方政府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改革，本文首先分析了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内部阻力，最后提出了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希望对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有所启示。     

地方政府改革的新思想——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地方政府改革的视角大部分是从公共管理专业相关理论来分析。社会资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是地方政府改革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地方政府改革的相关问题,以期能给地方政府改革提供一个新的理论依据。     

上海：政府当“裁判” 中介当“教练”——上海将建成高效精干服务型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实现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我们相信这种变化，是支撑中国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力量。现在，中国政府面临重大的契机和挑战：加入WTO后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挑战。这将促使我们的政府进行改革，包括管理观念、政府职能的配置、政府机构的设置、政府的运行方式。中国加入WTO，与其说是中国的企业加入WTO，倒不如说是中国的政府加入WTO，从WTO规则来看，约束的是成员的政府，而不是企业。WTO的23个协议、492页纸，只有两个条款提到企业，其他都是规范政府的行为。首先是政府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最终实现中国政府制度的创新。     

基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地方政府执行力问题分析

地方政府执行力是将政策转化为实际成效的保障,但当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不足,这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存在的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如何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将介绍行政管理体制和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概念,分析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执行力存在的问题,并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如何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提供建议。     

“复合治型”理念下我国地方政府综合改革模式探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其与行政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深,再加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复合行政模式应运而生。但是在实践的操作中我们发现复合行政也存在条件缺失和操作性缺陷,在此基础上,多名学者提出了复合治理的概念。本文主要对复合行政的概念、缺陷进行讨论,并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对复合治理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其与复合行政的关系以及实现途径进行简要阐述。     

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变化下的政府公司主义现象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改革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关系的变化,引出了目前经济生活中广泛普遍存在的政府公司主义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利弊分析,得出结论:政府公司化既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存在诸多问题的渊薮。政府与企业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优势互补,我们的市场经济才能成为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的市场经济。     

努力打造"开放型政府"

<正>继政府职能转变打造"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之后,通过《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进"开放型政府"的试点,提出要进一步打造"开放型政府"。总结国内外政府公务部门的开放制度或开放经验,笔者认为"开放型政府" 是继打造"服务型政府"之后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化的深化和发展。     

加强地方政府行政问责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推行行政问责制既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度效用的发挥与价值的实现,最终有赖于构建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键:放权与监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削减审批项目、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审批方式、建设审批制度四个阶段。治理行政审批权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拐点,并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拐点。放权才能精简政府,监管才能廉洁高效。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好市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格局,要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治理行政审批权的关键在于牢牢把握住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这两条生命线,实现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的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