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效遏制腐败的思考

腐败的本意是指有机物质的腐烂和变质，引申入政治学，腐败则指权力的质变，亦即权力的异化。它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腐败的产生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条件，掌权人有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心理和欲望；二是客观环境，掌权者有能够谋取私利的机会和条件。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腐败便由此产生。从上面可以看出，腐败是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腐败的主体，即指与权力相联系的组织和个人；二是腐败的行为，即指以权力被滥用来谋取私利为特征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违反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的、违法违纪的堕落行为；三是腐…     

试论中国古代吏治的腐败及其成因

在中国历史上，吏治腐败是历朝历代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贪污、受贿、卖官、奢侈等几个方面，它破坏了纲纪、法治，其结果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有：１在于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２在于封建的官僚制度；３在于封建国家的阶级实质。     

略论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几个问题

腐败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上的病毒。反对腐败和铲除腐败是我们的长期斗争任务。我国现阶段发生的腐败，主要是属于变革中的腐败，具有许多新特点；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是历史和现实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多种因素和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反对和消除腐败必须对症下药，采取正确合理、行之有效的措施。     

领导干部贪腐犯罪心理分析及预防

贪腐犯罪的主要心理生成机制是腐败官员对不良客观现实的反映，将权力投入不正当交易并获取巨额利润，即是其腐败心理的外化。领导干部贪腐现象的产生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为此探究腐败官员实施腐败行为背后的腐败心理，并觅寻与之相对的化解对策是我们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领导干部贪腐犯罪心理的特点、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以期从心理透视与矫治的角度思考对于领导干部贪污腐败犯罪的预防对策。     

腐败的成因及对策

违背所担负职位应有的义务及规范而不正确、不适当地运用公共性权利就是腐败。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们主观方面的活动、制度方面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当前，我国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封建余毒、新旧体制转换时期政策漏洞等诸因素造成的。必须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四大战略出发，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根除腐败。     

改革开放与反腐败

本文从改革开放与反腐败的关系展开，从三个大的方面论述：改革开放形成的“时间差”使腐败现象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难以避免，进而指出腐败现象产生的时代原因；防止腐败在新历史时期的必然性，首先从领导干部抓起，提高免疫力入手；从法律、体制、政策方面入手，形成不敢腐败的社会环境。     

试论腐败现象蔓延的原因和治理

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滋生的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主要原因就在于政治教育放松；改革开放中新旧体制同时运转，为腐败滋生造成了一些新条件；法制不健全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也给腐败留下了漏洞和空子。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深化改革，加速旧体制转轨，加快发展；加强法制建设等，是清除、惩治腐败的治本之策、重要途径和有力武器。     

当前腐败的特点和对策选择

腐败活动和腐败行为，困扰着人类社会各个政治共同体，它的危害性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当前腐败活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从类型上来说，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为主要的类型；从方式上来说，贪污侵吞、弄权勒索、以权营私、以钱舞弊等是最基本的方式；从手段上来说，向隐蔽化、高级化和“合法化”发展；腐败活动往往发生在改革措施出台后的一段时间里。当前反腐败的对策选择是：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是清除腐败的根本环节；要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发展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党和政府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并认真执行这种政策；建立一个完整、严密而合理的人事管理制度；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权力监督机制。     

浅探新时期防治腐败机制的构建

基于新时期国内外长期反腐斗争的实践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三不”防治腐败的机制：加强新时期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构建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败的机制；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同时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愿腐败的机制；强化防治腐败教育，净化社会环境，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想腐败的机制。     

试论社会稳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稳定学是研究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相互转化规律的一门新学科。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相互转化的原因———基本矛盾研究；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相互转化的条件———基本因素研究；社会稳定与不稳定相互转化的机制———策略与方法研究。     

对腐败的社会心理层面思考

在腐败现象现有的研究角度“体制论”、“法制论”和“素质论”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腐败的产生及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重点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心理要素；人性复苏，比价心理，补偿心理，侥幸心理和责任分摊等，揭示了腐败的社会心理特征，并提出在健全体制和法制，提高素质等反腐措施的同时，应注重从社会心理层面上进行预防及铲除腐败的措施。     

孟子的惠民富民经济思想

孟子的惠民富民经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涉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也涉及到封建社会的国家的各种经济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包括：制民恒产，实现小康；轻徭薄敛，取民有制；鼓励交换，保护工商；提倡恭检，反对腐败。     

政治腐败的根源研究

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难题,它正在或已经渗入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腐败的根源,正如腐败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以往我们在解释腐败的原因时,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和对腐败现象的深入研究,关于腐败成因的主要理论观点也越来越多,权力寻租、权力失监和现代化都会导致腐败,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和强国家弱公民社会也会造成腐败,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历史因素和外来因素可以诱发腐败,德治思想和清官崇拜意识导致腐败,腐败成本过低也是导致腐败的根源。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道德品质败坏与腐败的产生

腐败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也与行为主体的主观认识和心态相关。部分公共权力者道德品质败坏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机。本文从部分公共权力者道德品质败坏的原因、道德品质败坏的主要表现论述了腐败问题。     

论近代早期英国政治社会监督机制与社会腐败

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是英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也是英国历史上社会腐败较为突出的时期。引起腐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监督机制的弱化和缺失与腐败的盛行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新的王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使得英国王室政府监督机制具有如下特点：政治监督的尴尬和社会监督的两难。正是在如此的监督状况之下，社会腐败的态势难以监控和遏制。     

论邓小平治理腐败的思想及其特征

腐败现象，祸国殃民。反腐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邓小平同志对治理腐败十分关心，有许多重要论述。概括起来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选拔好各级领导成员，是治理腐败的组织保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和法制，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同志治理腐败思想的特征是：１．治理腐败的坚定性；２．反腐措施的综合性；３．依靠力量的人民性；４．治理腐败的长期性。其实质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结构功能视角的网络反腐研究

“互联网+”思维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高维媒介，契合了民众反腐的快捷、低风险倾向，深刻地影响着反腐败制度设计。网络反腐利弊共存，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可知，某些社会结构中已有因素具有以下功能，主要包括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能力，加强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提高发现和遏制腐败行为的效率，实现价值引导和促进廉洁自律等；而另外一些社会结构因素却可能导致网络反腐发生功能异化，即产生负功能，主要包括侵犯他人隐私权，恶意诽谤、打击报复他人，增加政府查处腐败的成本和难度等。基于上述思路，提出加快网络法制建设，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加强网络反腐意识保护等措施，促进网络反腐正功能有效发挥。     

论“高成本生存”及其治理

中国人目前普遍面临着高成本生存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制度和道德缺失、垄断、腐败等。高成本生存增加了人们的生存压力，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减缓了经济增长。解决高成本生存，需要通过构建制度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同时，政府应充分承担其应负的公共责任、打破垄断、完善整个社会的道德。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     

反腐倡廉要靠法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党的建设

反对腐败是党成为执政党后面临的新问题。从我国封建制度、民主法制不健全、党建中长期忽视廉政建设等方面，分析腐败产生和蔓延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提出反腐倡廉不能只靠少数人，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是惩治腐败，搞好廉政建设的根本途径；认为延续两千多年的人治思想当前仍严重存在，要真正实现法制，必须由人治向法治转化，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