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预设与公共行政思路的评述

传统公共行政学借用政治学的观点,对公共行政人员作了性“恶”的预设而强调规制;公共选择学派依据“经济人”假设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以德行政构想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超越官僚制、推动公共行政发展的需要。“公共人”假设是以德行政形成的人性基础。     

从“荣誉之爱”到“权力欲”：奥古斯丁论罗马公民伦理与政治的无根基性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对罗马公民伦理和政治的态度非常地复杂，他一方面揭露了罗马人在内战和扩张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他们为国献身的美德。鉴于奥古斯丁的这一矛盾态度，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笔下的罗马是一个悬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之间的非善非恶的政治空间。然而，这一深受政治自由主义影响的经典解读，近几十年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们不仅从总体上拒绝对政治领域的世俗主义理解，而且特别反对把罗马的形象进行中性化处理。本文基本赞同第二派学者的观点，但会通过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展开论证。具体地说，本文将直接切入罗马公民德性的核心原则，切入罗马人在公共领域行动的终极动力，对《上帝之城》第五卷的“荣誉之爱”概念展开一种“个案分析”，通过探索该卷关于荣誉之爱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论述之间的逻辑关联，重构出这种爱是如何从自身内部产生出一种辩证运动，由原本维护公民德性的积极力量，一步步地“自我解构”为作为德性之最大破坏者的“权力欲”的。而通过对这一“堕落的辩证法”的全程重构，本文亦将揭示出在奥古斯丁眼中，以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国家的伦理与政治，在终极层面上的无根基性。     

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

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科学领域,是一项适应公共行政的发展需要和体现了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研究,也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建构工作。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来看,特别是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伦理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公共行政的实践向行政伦理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需要通过行政伦理研究来解决那些在“政治路径”、“科学路径”和“市场路径”中都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但是,就社会治理模式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变迁的历史趋势来看,行政伦理研究又具有过渡的性质,它的学科建构目标应当指向公共管理伦理学,而它的实践目标应当是对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中西方传统中的德性与治理——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孔孟思想为核心的行政哲学比较

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及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对德性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其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行政哲学思想资源。在德性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的德性都具有事实上的行政权力规范功能,其都将“好人”作为善治的基础,从而区别于现代的规范伦理学。在德性的结构与治理的关联性上,中西方都认为德性存在着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而对德性的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的理解,又影响着其对行政模式的具体设计。在德与位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思想家对二者的对应性都表现出一定的犹疑,在理想逻辑中期待德与位的统一,而现实中德位分离的状态又使其不得不寻求德位统一的新的解释逻辑。     

德性的可教性及其涵养路径

德性的可教性是道德教育哲学领域的基础性问题,对其追问可以更好推动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品质,德性需要围绕“教”这一实践活动来展开。因形式的不同,“教”又有“教授”和“教化”的分野,而德性在本质上不同于知识,不能简单以“教授”来获得,因此“教化”便是德性教育方式的指向。然而,探讨德性的可教性最终要服务于德性的生成,基于此,遵循知-情-行的实践逻辑,实现以知明德、以情育德和以行成德的统一,或许是涵养德性的根本路径。     

存在论视野中的政府公共性

存在论上的政府公共性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行政范型,它是政府终其所是的惟一存在方式。因而公共性是政府的实体性存在,而非公共实体和具体的公共性。政府公共性作为行政范型,空间和时间上的普遍性是其日常存在方式。高度集中的策略行动,导致其在空间存在上的残缺;因权力的归属而存在,导致其在时间存在上的残缺。政府公共性的行政范型,更是政府的德性存在方式。在德性存在的意义上,政府公共性并非指政府的根本或第一属性,而是政府要去实现其公共性行政范型。以德性的方式存在的政府,愿意以公共性的行政范型存在,积极地去实现公共性的行政范型,并且能够成为公共性的行政范型。     

对公务员培训原则的理解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明确提出，国家公务员的培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从目前情况看，对这一原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重点就是对“按需施教”中“需”的理解，笔者认为，对公务员培训原则“按需施教”中这个“需”的理解要更全面、更科学、更宽泛。公务员培训工作是提高公务员素质、保障公务员队伍代化廉洁的重要措施，是社会发展和行政管理科学化的需要，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对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更好地发挥行政机关管理职能，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具有…     

刍议行政伦理失范及其对策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特殊的时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在行政领域,就存在伦理失范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严肃性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国政府的形象、声誉和公信力都产生不小的冲击力。分析行政伦理失范现状及其对策选择,对减少行政人员失范行为具有现实意义。一、伦理与行政伦理问题伦理关注的是公平、正义与善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哪些问题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的问题。伦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分散在各个领域。而在行政领域中则是,行政伦理。行政伦理是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针对的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调节着政府与其他机关,政府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人员在执行责任时,与公众的关系。行政伦理与其他伦理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以“责、权、利”统一为基础,以正义与公正为目标。行政伦理具有四个特征:一、行政人员生命的二重化,是“经济人”和“公共人”的统一体,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二、行政人员自主性的二重性,是善与恶的结合,而不是认为行政人员只有恶的自主性。三、行政责任的双重属性,是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的统一,而不...     

公共行政中的权利分析

张康之教授在其近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分析了权利在公、私领域存在的不同理由,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公共领域拒绝权利这一主张,并提出以责任意识来代替权利意识的观点。但是作者提出的在公共领域拒绝权利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通过职业定位、法律规制和提高道德责任意识等方面来合理规制行政人员的个人权利,使其无害于公共利益。     

对“公共经验”的个人言说——个人化写作的另一冀

本文针对当前批评界对“个人化写作”理解和界定上的偏狭，提出了一种对“个人化写作”的新理解和新认识，指出“个人化写作”不应该仅仅囿于对个人生活的书写，对公共经验的个人言说是“个人化写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以大量的作品为例，论证了以公共经验为题材的个人化作品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     

行政领导者伦理视野下的群体性事件防治路径新探

行政领导者伦理是指行政领导者在行使公共权力,制定与执行行政决策方案的过程中,以公共性、公正性为价值指向,率先垂范,通过自觉、内省的方式来提高和完善自身的道德水准,形成理想行政人格,引领社会风尚的伦理探寻或标示过程。行政领导者的伦理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爆发和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本文从行政领导者伦理这一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行政领导者在群体性事件的萌发期和爆发期的伦理缺失的表现及原因,继而从塑造行政领导者独立人格的视角尝试探寻一条防治群体性事件的路径。     

政府或行政责任专题研究笔谈——责任、责任政府与责任政治

在政治与公共行政的领域中 ,“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汇 ,“责任政府”与“责任政治”也是政治与行政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标。政府的责任从性质上看 ,有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之分 ,积极的责任是消极责任的基础 ,消极责任是积极责任的保障。政府责任 ,从内容上看有四种类型 ,即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政府责任实现的基本路径有 :保持政府组织目标合法、提升行政人员德性与强化社会的价值期待。为了保证政府责任的实现 ,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刚性”机制 ,即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程序立法的完善、官僚体制建设与行政道德方法等。     

论公共行政责任实现的“刚性”机制

在政治与公共行政的领域中 ,“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汇 ,“责任政府”与“责任政治”也是政治与行政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标。政府的责任从性质上看 ,有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之分 ,积极的责任是消极责任的基础 ,消极责任是积极责任的保障。政府责任 ,从内容上看有四种类型 ,即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政府责任实现的基本路径有 :保持政府组织目标合法、提升行政人员德性与强化社会的价值期待。为了保证政府责任的实现 ,还必须建立相应的“刚性”机制 ,即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程序立法的完善、官僚体制建设与行政道德方法等。     

吴澄论"尊德性"与"道问学"

“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两条路线。元代理学家吴澄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在这一问题上虽有分歧,但仍有共同之处。在为学次第上,吴澄以“尊德性”为先,并认为“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基础。吴澄提出“尊德性”与“道问学”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中庸之道。他以“发见本心”为“知”,以“固守本心”为“行”,若“知而不行”则不可谓真知,视“尊德性”高于“道问学”。吴澄认为,为学应以“进德”为本,才能回到儒家“一以贯之”的轨道上来。     

行政服从解释视角的转换——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到公共性

＂命令—服从＂机制是现代组织的核心运作机制,这在韦伯的官僚制范型中已经得到了精妙的描述。但在这样的机制下,行政人员常常需要面对一种两难情境,这种情境需要个人去判断那些与个人责任相悖的组织义务的对与错、好与坏以及公正还是不公正。行政服从的困境实质上是行政人员的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之间的冲突,公共组织设计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个人自主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持续张力。从这两项约束条件出发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们分别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公共性的立场上对＂命令—服从＂机制进行了批判,其开出的药方或是补充,或是抛弃,或是修正。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体现了他们立足于不同的理解视角创新公共组织形式的努力。对不同立场的批判理论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行政服从和探讨行政服从的未来命运。     

公共行政人员德性问题凸显的原因分析

要推动行政理论与实践的进步,必须科学、全面地认识行政人的人性特征。从现实行政人员的性质和使命出发,批判审视已有的人性假定与公共行政理论的内在派生性,提出行政人的德性问题。滋生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行政空间的存在,是凸显行政人员德性问题的深刻的现实动因。     

行政伦理失范及治理对策

近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使一些行政人员滋长了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苗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腐败之风蔓延，导致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行政伦理失范对公共管理事业的正义性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它使政府丧失群众的支持，行政效率低下，最终使行政目标难以实现。因此，行政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客观上要求最大限度地克服种种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尼古拉斯·亨利《现代城市行政管理总论》

与行政有关的人员最关心的是对行政法的研究,而对企业活动中的管理概念却兴味索然。这是导致日本在行政管理方面落后的原因之一。但是,以基于法律之上的行政为挡箭牌,而忽略企业的经营管理手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趋扩大的行政领域已经超越了根据公共机制进行行政管理的范围,涉及到私经济的领域,至少它     

解蔽“苏格拉底问题”

“苏格拉底问题”由“德性即知识”和“德性可教”两个命题所构成，围绕这两个命题存在着长期误解和以讹传讹现象。“德性即知识”不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而是源于亚里士多德转述而由后人“过度诠释”的“假命题”：“德性可教”不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恰恰相反，苏格拉底原本观点是“德性不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