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策、民族主义思潮与苏联的解体

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的增强及民族问题的激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分析了苏联语言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苏联民族语言政策存在如下失误:一是语言政策与宪法原则及苏共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这使得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正当性并对其有很大程度的强化作用;二是过分强调语言政策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作用;三是双语政策仅针对非俄罗斯民族,不利于俄罗斯民族与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些失误强化了加盟共和国已存在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苏联解体的文化因素之一。     

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

苏联解体两年后,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萨尼教授(Ronald G.Suny)出版了<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 Universitv Press,1993).在这本书中,这位美国学者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对苏联的民族理论、民族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讨论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并试图把民族问题的宏观理论和具体政策实践效果结合起来,反思苏联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理论思路和社会实践能够对人们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民族"现象提供哪些重要的启示,该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本文原刊载于<领导者>(香港)2010年8月刊和10月刊,本刊转载得到授权.     

乌俄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历史书写评析

1648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发动了一场反抗波兰贵族的哥萨克农民起义，在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地区建立了哥萨克自治政权。这是乌克兰历史长河中的里程碑事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历史学家从各自角度书写关于这场起义的不同记忆，体现了乌克兰民族独立意识与俄罗斯帝国思维的碰撞。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表述为“1648—1654年乌克兰民族解放战争”。1991年以后，俄罗斯历史学家大体上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官方阐述，强调乌克兰人民选择一条与俄国合并的道路。乌克兰历史学家则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指导下，赋予赫梅利尼茨基起义丰富的民族革命内涵。近年来，俄乌关系急剧恶化，“去俄罗斯化”成为乌克兰历史政策的核心思想。关于赫梅利尼茨基起义的书写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国际政治因素，这从历史角度反映出当代乌克兰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及社会“脱俄入欧”的主流趋势。     

从解构联盟到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嬗变

苏联解体后,中亚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解构联盟转向区域合作.中亚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变表明:在当今时代,任何民族的经济发展只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和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实现;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只能在全球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今天的民族主义运动虽然仍需要从民族国家主权架构中获得营养,但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对传统主权过分崇拜,就有可能被视为"狭隘"的甚至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重新定义民族主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民族主义定义众说纷纭。在分析研究已有民族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重新定义民族主义,即民族主义是指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建立于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维护和扩大本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益的思想观念、理论思潮和实践活动,以促进本民族的生存、独立和发展。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综述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我国学术界广泛研究的领域。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助于帮助指导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总体来看,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其理论来源、研究缘起、发展阶段和类型等主题,涉及人物研究较多,也有学者关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特点等问题,还有学者关注台湾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几个问题

关于民族主义的几个问题宋权近些年来，随着“冷战”时期宣告结束，伴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成为倍受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对此，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同仁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究，并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共识，但同时对有些问...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与"光头党"现象

近年来以"光头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纳粹主义思潮,是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朝向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演进的结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民族历史原因、社会现实原因及国际背景,在短期内是难以被遏制的。但俄罗斯并不存在法西斯兴风作浪的政治大环境,俄罗斯民族主义一旦摈弃极端民族主义成分,吸纳自立、自强和自信的民族爱国主义因素,将成为振兴俄罗斯的伟大精神力量。     

论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主义表现的原因(个人层次上的)

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成就绝不意味着大量的民族和部族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的生存活动这一事实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已经消失。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我们生活在多民族国家内,任何措施(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法律的)总是触及到民族问题。况且,在民族关系领域中如今已经觉察出某些扭曲现象。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指出了地方主义、民族封闭倾向和民族傲慢情绪的一些表现。多年来对这类现象闭口不谈绝没有促使它们消除。关于苏联人已摆脱了民族主义感情和残余的判断是超前的。今天,如同任何时候一样,苏联社会民族关系领域中的客观研究是必须的。我们懂得,这个题目很大且很复杂,因而我们将只揭示个人层次上的民族主义表现的     

民族自决权新议

本文主要论述了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由来、在前苏联建国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 ,以及前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兴起与民族自决权理论政策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 ,作者指出 ,在冷战结束、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世界已不存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下 ,民族自决权原本包含的国家主权和民族政治独立自主权原则已不适用了 ,而民族自决权应体现为各民族公民享有符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包括管理和决策本民族事务的民主权利和平等权利。     

民族过程--文化变迁研究的新视角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文化变迁就是民族和文化之间互动的历史,是此二者追求动态平衡的时空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原苏联"民族过程"理论的研究范式,具体分析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族体形态的演进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所造成的影响,通过一个新的视角来探寻文化变迁的规律.     

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比较——“民族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之二

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主要都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但却有着较大区别。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苏联/俄罗斯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相关,而并不像美国的ethno-ecology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上)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前苏联-俄罗斯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этнос)(下)

在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中 ,以“民族” (этнос)概念为核心且涵盖各种“族类共同体”的分类体系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对这套理论虽然存在着诸多质疑 ,甚至否定性的批判 ,但是其影响依然很大。中国民族学界对这套理论的研究不够 ,特别是西方“族群” (ethnicgroup)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传入后 ,对前苏联的“民族” (этнос)概念及其理论更是绝少问津。在西方“族群” (eth nicgroup)概念和“族群性” (ethnicity)理论大行其道的情势下 ,重视前苏联的民族学理论和当代俄罗斯民族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讨论 ,是发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不可忽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三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的基本观点包括各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发育阶段高低,都应该一律平等;各民族有政治上、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上的平等地位;坚决反对民族歧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各民族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优点和特点;我国各少数民族堂堂正正地成为祖国大家庭的平等的一员,积极参与管理社会和和国家事务,等等.     

Post-imperial democracies and new projects of nationhood in Eurasia: transforming the nation through migration in Russia and Turke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ussia and Turkey radically reframed their projects of nation-building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 migration patterns between the Caucasus, Central Asia, Middle East, Russia, and Turkey reinforce these new projects of nationhood, aimed at reshaping society and building a new collective identity. By focusing on the nineteenth and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st stud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overlook the decisive transformations nation-building projects have been going through, particularly in Eurasia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is an observable and major change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nation not just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where it is somewhat less surprising but also in Russia and even in Turkey which was not part of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ussia and Turkey embarked on different nation-building projec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espite, or perhaps because of, the stark differences in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various states in post-Soviet Eurasia, the patterns of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reinforced the new nation-building projects underway in Russia and Turkey.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东干语的志向

苏联时期为数仅数万人且分散居住在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东干族创制了以基利尔字母(古斯拉夫字母之一,系俄文字母的基础)为基础的东干文,开始了以拼音文字拼写汉语的成功范例。苏联解体后,以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政策失效,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受到影响。东干语言文字如何继续发展?是仍然保留原有风貌还是学习汉语普通话?抑或是改用拉丁字母?学者们对此展开了讨论,本文即是对各种观点的一个总结。     

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

1934年,声震西北的尕司令马仲英离开所部三十六师,前往苏联,从此再未能返回,其下落有种种说法。本文依据有关资料和调查所得,对马仲英赴苏后的活动及其与三十六师的联系、马仲英的下落等问题作了考察,认为马仲英赴苏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大约在1937年底被斯大林以勾结土耳其反苏势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名处死。马仲英之死,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