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的政治家风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载,宋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在一次宴会上,“酒酣,顾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临清王彦超曰:‘卿曩在复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纳我?’彦超降阶顿首曰:‘当时臣一刺史耳,勺水岂可容神龙乎。使臣纳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罢。”第二天,“彦超上表待罪于私第。”宋太祖派人去“慰抚之”,并对待臣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朕或因宴会至醉,经宿未尝不悔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李白的生地是“条支”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从古至今,众说纷纭,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个别论者认为李白是“西域胡人”。这种论点很难使人信服,已为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加以辩正。有的人说他生在四川,如与李白有过交往的魂颢在其《李翰林集序》中说他“因家于绵,身既生蜀”;最近有的论者还说他于神龙元年(705)在四川出生。较多的人认为他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附近),生在西域或西域的碎叶,幼年随父迁居绵州(今四川江油县),二十五岁才出川东游襄汉。只有唐代元稹和五代刘昫说他是     

社会科学与生产力——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观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又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自然科学同生产力的关系,已成定论。社会科学同生产力的关系其说不一。本文想就此谈点初浅的看法。 为了弄清社会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首先要弄清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州屈”不在湖南而应在河南

毛炳汉、周笃文等学者认为《左传》之“州屈”地在湖南,因以为楚之屈氏始封地。此说不确。事实上,《左传》之“州屈”地在今豫西南之南阳地区。而且,此“州屈”与“南屈”可能有“同一”关系。     

“金匮之盟”真伪新考

宋初宫闱悬案“金匮之盟”,因张荫麟教授之考证而“伪造”说成定论。本文逐一分析张氏所指“破绽”,结合当时政治变化综合考察,认为“伪造说”难以成立。“金匱之盟”当实有其事,但不排除有后人所加的“伪造”部分。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通婚评价新论——兼论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问题

唐朝初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同文成公主通婚,历来被当作中国历史上民族友好的典型而加以讴歌赞颂,史家每每论及此事的著作和文章无不如是说,似乎已成定论。但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把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联姻“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深入考察一番的话,就会发现上述的所谓“定论”很难说是全面和正确的。本文现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深入的考察和探讨,并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高情传唱牡丹亭 纵使西厢亦减价

见汤显祖《图南邀宴其先公瀑泉旧隐偶作》,第二联说:“幽意动寻丛桂隐,高情传唱牡丹词。”牡丹词——《牡丹亭》也。正如其“幽意”“桂隐”所揭示的,它作于作者弃官归隐之时。这已成定论,无须赘述。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何汤显祖在“幽意”“桂隐”之时却仍“高情传唱”?“幽”“隐”与“高”为何能如此鲜明、强烈地同时映照在《牡丹亭》之上?更直切地说,汤显祖为何自谓高情?为何有此高情?何谓高情?高情何在?本文不鄙浅陋,见诸同好。     

“井伯盉”考释

考散盘、纪吴王正井邑田说:“导,陟州刚。登(广屰)。降(或木)”按:盘铭的刚,即“陟彼高冈”的冈。现在华北通谓之原。又考广韵:“周、州、舟同音,职流切。”是散盘的州邑,就是郑语的秃姓舟人,也就是西周金文所说的州人;散盘的州刚,就是宝鸡县志所说县东北三十五里的周原。州、周音同,假周为州,未尝不可。但县志既误以为这是岐周之地,而史地家、金文家也无由考知舟——州邑的所在。原、有阶层,所以关中常说有头层原、二层原的区别。尔雅说:“广平曰原。”说文:“(广屰)、却屋也。”段注说:“开拓其屋使广。”陟州刚。”是说上升周原。说:“登(广屰)。”是说已经上升到原顶广平处。说:“降(或木)。”是说下到头层原的(或木)地,南临湃水、渭水了。毛诗皇矣篇说:“柞棫斯拔?痹蛩得飨衷诘尼健⒈Α⒎锵枰淮鄺АR蛭囟鄺?所以取棫以为名;因为地临湃、渭,所     

读书札记二则

<正> 一、“浴乎沂,风乎舞雩”新解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平沂,风乎舞雩,詠而归。”(《论语·先进篇》)这段话是曾皙谈志向时说的。从古注到今注,不少的人都把“浴乎沂,风乎舞雩”,解释成在沂水里洗澡,在舞雩乘凉。师承口授,辗转相传,好象已成定论。仔细推敲起来,这个传统解释,是需要商榷的。 它的主要问题,是与季节时令不合。周正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所谓周正的暮春,即     

“仲康日食”辨伪

<左传>昭公十七年中记载的六月甲戌朔日食,后被认为是夏仲康时发生的日食,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此乃刘歆伪造.刘歆只说是发生在夏代,到梅赜时才被定为仲康日食.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钟嵘《诗品》对鲍照的接受

钟嵘在《诗品》中高度地评价了鲍照的成就:“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并以“諔诡、靡嫚、骨节、驱迈”准确地概括了鲍照的诗歌风格,对鲍诗“贵尚巧似,不避危仄”的创作倾向也提出批评。钟嵘首次对鲍诗的诗歌源流、风格特征、生平际遇、诗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后世的鲍照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战国长平之战赵降卒被秦坑杀数新探

战国秦赵长平之战的结局,传统说法是赵军全军覆没,战殁者5万,投降被俘者40万,降卒全被秦坑杀。但按常情,参加长平会战的秦军数至少应与赵军数持平,这样便也有45万。指挥长平会战的秦军主帅白起承认是役“秦卒死者过半”。因此按常理赵军在战败投降前也应死者过半。是故投降被杀的赵降卒数最多不过二十余万,甚至可能只有十四万余。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