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考证训诂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引入文学解读方法,可帮助厘定出土文献与已有资料的异文考辨。此外,出土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都注重文化背景,出土文献研究借助文化考察对文字作出新的训诂,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空间。     

细节的力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读后

<正>几年前就听说吐鲁番地区又有新的文献出土,又听说荣新江先生主持这次出土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出于学术敏感,心中的期盼是不言而喻的。但绝没有想到,这项工作的成果会这么快公诸于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上下两巨册,全部为铜版纸彩色印刷,制作精美,装帧精良。拿到《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后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细节,最深刻的印象还是细节,书中处处感受到的是细节的力量。     

编钟“堵”“肆”问题新探

先秦编钟以“堵”与“肆”为组列之名,确无疑问,传世文献和铜器铭文中都多次提到,但它们各自所指的数目与相互关系,一直成为学者们力图弄清又聚讼不决的难题。最近几年出土了好几批套数完整的编钟,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下面我们结合文献、铭文以及实物的出土情况,     

有关出土文献的“阅读习惯”问题

出土文献“阅读习惯”是指人们以何种方法和原则释读、释写出土文献。古人在传抄、转写古代文献及异域文献时,多数情况下不会刻意保存文本中的历时、共时差异,但也有少数例外。今天楚地出土的战国简帛文献中,偶尔可见早期文字的孑遗,有的抄本还具有明显的齐鲁系或晋系文字特点。以上特点,基本反映了古人的“阅读习惯”。今人在释读出土文献时,在“阅读习惯”上往往存在“趋同”与“立异”两种倾向。所谓“趋同”就是把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意义不同之处说成是相同的,所谓“立异”则与“趋同”正相反。这两种倾向集中体现在对通假关系、通假尺度的理解和把握上。过去普遍认为在释读出土文献时国内学术界易于“趋同”,而国外汉学界易于“立异”,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客观的。科学的古文字学分析以及对相关文义的准确理解,是正确选择通假关系的重要基础。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文本抄写时代的文字形体及用字习惯,才能处理好出土文献“阅读习惯”问题。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道论在简本《老子》中的地位及道、德等概念在简、帛、王本中含义异同初探

郭店竹简出土,为先秦的儒道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是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出土的竹简本《老子》,推翻了本世纪初疑古派关于老子后出的观点,可以澄清学术界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部分材料还不足以澄清老子其人与其书的一些其它问题,如老子是否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聃,先于孔子;一个是太史儋,晚于孔子;目前的简本《老子》是否就是一个完整的古本？老子思想的发展是否有不同的传承的系统？我个人认为,简本《老子》的出土还不足以澄清以上诸问题,故拟就道论在简本《老子》中的位置,及其与帛本、王本中道、德等概念的…     

谈历史上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茂陵书》

学术界在研究新出土简牍文献的同时,也对简牍文献的发现和利用历史,作过很多研究。迄今为止,都是将西晋时期出土的《汲冢书》看作是首次出土的简牍文献。同样是在西晋时期,臣瓒在注释《汉书》时提到过一种名为《茂陵书》或《茂陵中书》的文献,前人对此没有作过深入考究。所谓《茂陵书》,是指在西汉茂陵出土的一批汉武帝时期的公牍,其具体出土时间,是在新莽东汉之间赤眉军占据长安的时候。就简牍文献的发现历史而言,《茂陵书》的出土要早于《汲冢书》二百五十多年,堪称最早见于记载的出土文献;就其史料价值而言,似亦胜过晚近以来敦煌、居延等地所获同类案牍。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孤证不立＂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出土秦汉医方文献研究综述

出土秦汉医方文献是指出土文献中年代考定为秦代和汉代的记载经方的文献,它们出土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研究热潮。本文以关沮周家台秦简、里耶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北京大学藏汉代医简、武威汉代医简、张家界古人堤简牍、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中的医方文献为独立单位,将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     

出土西汉文献语料研究

语料问题很重要,如果语料选择不准,结论会错误,研究将失去价值,所以本文深入探讨出土西汉文献的语料问题有一定的意义.本文首次提出了西汉语法断代研究选用出土文献语料的标准,讨论了西汉语法研究的出土文献语料的选择,出土文献语料的分期等问题.并对西汉语法研究所用的出土文献语料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敦煌汉简、尹湾汉墓简牍、银雀山汉简、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进行了排除与选择.     

晚出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与使用问题刍议

晚出出土文献是指出土文献的写定年代大大晚于文本所载史实的发生年代的文献,其对厘清古史人物世系、丰富古史人物形象、增补古史事件内容等具有重要价值。但因晚出出土文献书写距离史事发生时代久远,所记内容具有延时性,由此导致文本存在人为改动现象而失去原真性、产生的诸多异说使史事呈现更具复杂性、材料零散不成系统性等问题。鉴于此,在使用晚出出土文献时既要充分认识到其重要价值,又要注意加强对晚出出土文献的源流、语料的时代、文本的性质等问题作深入研究,还要注重对多重材料的综合运用,如此方能科学全面地发挥晚出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     

古代汉语破读现象探析

破读是古代汉语中重要的语言现象之一,破读又称为读破、破音或破音异读。学术界关于破读现象的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但分歧、争议仍存在,该文综观学术界主要观点,明确分歧所在,并就个别问题阐释了一下个人的见解。     

柳宗元与佛教禅宗的问题

柳宗元与佛教禅宗的问题杜寒风关于柳宗元与佛教的问题，一向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主要就柳宗元与佛教禅宗的问题，对冯友兰、郭绍林先生的意见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抛砖引玉，期望学术界对柳宗元佛学思想的研究能有新的创意。一柳宗元对于佛道衰弱讲排最糟的情况是...     

战国秦简牍文、楚简帛文本体比较研究综述

在丰富的秦简、楚简材料的基础上,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的断代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更多出土文献的发布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或对已有结论有了新的补充,或又发现了新问题。其中,两类文字的比较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而且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的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     

从宜侯矢簋论周初吴的战略地位

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有关周初封建,而且是迄今唯一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与文献参照的实物,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除了由于原器残损而在铭文解释上的若干不同外,还存在一个根本分歧,即:一种意见说是吴器,一种意见说不是吴器。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对又都不对。为什么呢? 此器出土于吴地,铭文内容又涉及吴文化,说是吴器当然不错。但细察该器形制和铭文字体,毫无吴文化的“烙印”,相反,却如陈梦家指出的:“此器出土于丹徒,但其形制花     

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敦煌文献一样,在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等各方面都有研究价值,但最基础的却是语言文字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语文研究与其他方面相比,冷寂而薄弱,本文试就一些词语的校释刍言,并与《汉语大词典》作联系比较以见研究意义。一．委“其奴婢四人,谨连元赤及市卷,白如前。马四匹。如不委,请责保入案。”（阿斯塔那出土唐益谦向西州都督府申请过所牒文）“前件婢□于此买得,见有市卷保白如前。其马并是家畜。如不委,请责保者依□市券到勘,与状同者。”（同墓,唐益谦另一次申请过所牒文…     

一种文化意义的实践观

文化问题是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文化研究的动机源于现实的需要，人们的思考多围绕社会进步与文化变革关系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此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历史规律，这就需要我们以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化，从物质生产实践是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社会现象的基础这一根本点出发，能够有助于正确而全面把握文化的实质、结构和功能，从而探讨文化现代化的取向。一、实践是构成文化的要素文化是各种文献中出现频率最大、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全部总和及…     

出土文献可以改写思想史吗?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7年11月6~7日,在旅顺博物馆建馆百年之际,"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于旅顺博物馆隆重召开。该会议由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日本龙谷大学联合主办,有中、日、韩三国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研讨会上,围绕"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这一主题,学者们纷纷介绍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一、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研究新进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献,是上世纪西域出土文献最后一宗重要文物,此前有过阶段性整     

里耶秦简释地

20 0 2年 6月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了大批秦代简牍 ,对此 ,学术界给予了极高评价 ,认为它是继西安兵马俑之后 ,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基于发掘报告所公开的材料 ,本文对从未见诸文献记载的“洞庭郡”进行了考证 ,并确定了该郡的郡治———湖南常德。此外 ,文章还讨论了秦简中“销”与“苍梧郡”的地理位置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