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与“化”——法律与道德发生作用方式的探讨

摘法律和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调控方式。法律是他律,具有外在强制性,法律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治”;道德是自律,具有内在自觉性,不具有外在强制性,道德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化”。法律是一种“阳性”调控方式,道德是一种“阴性”调控方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试析"诚信"与"信用"的联系与区别--再论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目前学术界不少论者将"诚信"与"信用"混用,实际上这是两个在内涵、历史形成、表现形式、建立和维护机制、惩罚机制上都有着严格区别的概念.信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它反映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并体现为规章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而诚信则是道德范畴,体现的是人的道德品质,是经济信用的道德基础和前提,但它不具有外在的制度约束力.明确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还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申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     

道德自律是精神文明的最高实现方式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立足点或根本途径究竟是“他律”性的法制,还是“自律”性的道德?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笔者是主张后一种见解的,即:道德自律是精神文明的最高实现方式.这种观点当然不是要排斥法制,而是要强调:法律的制定无一例外地是以一定的伦理价值体系为依托,没有道德理念的萌生和阐释,便没有法律制度的确认与推行.在现代文明国家,社会的大部分道德规范都被纳入到了法律体系之中.事实上,观念形态的法律即法律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学说.法律制度与道德教化从来就是互渗互补的,法制要得到卓有成效的实施,就必须把外在的强制性机制内化为人民心中的道德律令,这是一个变强制为自觉、变他律为自律的过程.此外,法律的作用是有限的,它靠利益来调节人的行为,关注的是行为的外在效果而不是内在动机.因此,法制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造就人们的完善人格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遏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滋长.因此,那种认为法律强制高于道德教化,甚至认为法制化是健康社会的充分条件的见解,是十分片面的.     

重思马克思"历史科学"的决定论内涵——基于历史的规定性与描述性双重研究方法的讨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界掀起了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又一轮热潮.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其价值维度的讨论而忽略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科学性特征.这种解读方式极易导致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误读为一种单纯的革命动员理论,或者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宣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但改变世界的前提是要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理解为一种指导实践的"科学",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宣言".     

"新民"与"实学"的救国模式

福泽谕吉在日本面临西方列强的侵吞时,提出以西方文明精神来保全国家的独立政体,其实践操作是通过"实学"来开发智慧,增强国力,营建淳厚的"人心风俗".显示的价值取向是重视智慧,具体路径是先智慧后道德.梁启超稍后于福泽谕吉,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思想颇有研究,当时面对的国情与日本相似,但选择与福泽相异.他以"新民"为救国的法宝,以道德为根本,把智力、学识作为"其余事".显示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一贯的道德主义,具体路径则是先道德后智慧.前者是"大和"的选择,后者为"中华"的选择.两种抉择,两种结果,这值得我们深思.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论"和谐道德"及其形成路径

"和谐道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一种道德共识.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是和谐道德的重要规范;"八荣八耻"是"和谐道德"的总体要求."和谐道德"的形成要依据国家的推行和对公众的道德动员以及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联姻等路径.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重建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为价值目标的多元化、社会调控机制滞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道德教育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等四个方面.而道德重建必须分两个层次低级层次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带有法律的强制性;高级层次是道德信念和理想的树立,是纯粹的精神力量,具有自律性特点.     

从"立法治教"到"依法治教"--高等教育与法律关系的"反身法"考察

当前以立法为重心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隐含了将"立法"等同于"法律"的危险倾向."依法治校"的实质内容被偷换为"立法治教".高等教育领域"过度立法"的本质是法的实质理性之过度干预.社会系统理论和"反身法"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社会功能分化和高度复杂化的前提下,发掘高等教育系统的自主调整潜力,法律系统对教育的调整则由直接的实质性管制转向间接的程序性调控.     

儒家"仁"的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仁"是中华民族崇尚的传统美德,是孟子最高的道德理念.儒家"仁"的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为政以德"--治国要用"仁政",为人正直--个人的一种品德,"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今天,研究和弘扬这一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文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欲望与恐怖的化身——宋话本《碾玉观音》"璩秀秀"形象解读

将<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解读为反抗专制和争取爱情自由的典型,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一种"误读".结合故事发生时代的一般道德观念,通过分析话本,作者对秀秀的心理暗示以及行为叙述所隐舍的意义,实际上是将秀秀作为一种否定性的形象来加以展示,以唤醒世人的道德警觉.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精神陷阱--当前学术界"二张"关于启蒙争论之我见

人性价值立场的缺位与将"道德形而上主义"抱持为惟一价值立场的错位,使张光芒重构"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导向了一种新的精神陷阱.这种精神陷阱就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对人的建构所必然导致的"自杀"、"杀人"与"被杀".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审视

道德与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二者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传统康德理论模式,提出了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法律。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彼此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理论强调法律之道德性。这些观点,尽管都有偏颇,但毕竟为我们处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场景。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忠实义务":伦理的选择与法律的否弃

"忠实义务"是一个具有丰富含义的伦理概念,具有社会必然性.道德与法律调整场域的异质性决定了"忠实"这一伦理要求不可上升为法律义务.否则,将致使《婚姻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失落,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否定性法律后果.     

"超越意识"与"介入意识"--"京派"的文学作用论

京派作家不是超然于世外的一群,其文学观呈现出杂揉的色彩.一方面要求文学高蹈于政治化、商业化之外,呈现出一定的"超越意识";而另一方面,以道德和审美的方式参与社会的改造而呈现出一定的"介入意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作家心态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