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弹性外交”的实质是“一国两府”

<正> 蒋经国先生逝世一年多来,台湾最高当局先后多次对关心台湾前途的海内外人士宣称:本地人也好,内地人也好,“都是同样的中国人”;国民党“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要统一”①;“我们必须共同确认,中国只有一个”;“统一中国的目标是绝对不能改变的”,等等。在中国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上,国共两党虽然有分歧,但在坚持“中国只有一个”的立场上、目标上,双方都是一致的。台湾当局有这样的声音,历史将会给予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台湾当局关于“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到底,表现了一定的不彻底性,当前正在推行的所谓“弹性外交”,即是明显的例证。对此人们不得不格外关注。 1971年以来的近20年中,台湾当局的对外关系有过两次较大转变。第一次是被逐出联合国之后。在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一国两法”──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

本文通过对香港现行法律及其特点的分析,香港法律与内地法律的比较,探讨两种法律制度并在的优越性,以及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是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总结历史经验，根据国际国内的条件提出的和平统一的总方针总政策。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构想指导下获得的巨大成功，它对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被，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着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     

实事求是与“一国两制”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构想,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     

“一国两制”与国际私法

一“一国两制”是我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而提出的具有政治远见的构想和模式。按照这一构想,在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中国政府将对香港采取一整套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政策,五十年内不变,其中包括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与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除与《基本法》相抵触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修改者外,予以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到,在收回香港主权之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香港将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区域,实     

“一国两制”与顺利实现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构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完成统一大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国策,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文分析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历史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重点论述了“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林桂英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合作，每次合作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又“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邓小平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一国两制”

本文想就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要实行“一国两制”的几个相关问题,即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一国两制”有无客观必然性的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实行“一国两制”相互间有无一致性的问题,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和实现“一国两制”有无必要性的问题,略陈管窥之见。     

“一国两制”与统一战线关系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经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成为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基本国策,它标志着“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由理论付诸实践,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国两制”这种新模式,不仅圆满地解决了我国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重大领土主权问题,洗雪了我中华民族遭受的卖国丧权的耻辱;而且也为台湾回归     

“一国两制”对“一纲四目”的继承与创新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二者均坚持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台湾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国内国际实践的发展,也对大陆对台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相较于"一纲四目","一国两制"具有更为宽广的实践范围、更为协调的两制并存状态、更为灵活的自治权力实施空间、更为明确的政策底线。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必须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并根据现实需要为其注入新的因素。     

“一国两制”与中国区际私法

<正> 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国策。在这一重大国策的指导下,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协商妥善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致确认了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紧接着中葡两国圆满地解决了澳门问题,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了中国政府将在1999年收回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仅是为了解决港澳问题的,同时也适用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尽早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现在已经十分突出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多年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迄今在论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时,一般都以“无统一的组织形式”或“无固定 的组织形式”而定论。笔者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共合作方式是 “一国两制”。 当然,“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国之内允许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存 在。“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在形成这一科学构想时,先是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后 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较之‘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更 具有普遍意义。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邓小平把这一构想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的思考。” 既然可以把“一国两制”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去思考,那么,也可以把“一国两制”延伸到中国 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国共两党的争端上去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两党合作方式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国两制”的概念,但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一国两制”

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由于各界同胞要求抗日救国的舆论的高涨,由于国民党爱国将领强烈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由于“八·一三”事变后日寇的侵略直接伤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方使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现在重温这次合作,不仅对我们理解“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很有益处,并且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与我国刑法问题

<正> 我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思已经圆满地解决丁香港、澳门问题。同时,解决香港问题与澳门问题的实践表明:台湾问题同样可以依照“一国两制”的构思加以解决。因此,随着我国在本世纪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以及将来台湾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我国将进入“一国两制”的时期,这个时期必将在我国的社     

“一国两制”中的人民币与港币

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统一的、独立的货币制度不仅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而且也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然而，货币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也是可以创新的，也即货币制度可以在更新的意义上体现国家主权并促进国家经济发展，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情况就是如此     

论“一国两制”构想与香港回归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增强的国力为后盾,使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梦想变成现实,这是中国史册上光辉的篇章。本文对这把打开了祖国统一大门的金钥匙——“一国两制”构想,从其基本内涵、根本宗旨、政治基础、战略眼光、实施举措等５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揭示了构想之所以能变成现实的原因     

邓小平创造性思维与“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作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国际大战略,是邓小平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理论成果,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有重大突破。本文就其形成的条件进行分析,认为它的形成的外在条件是“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内在条件是邓小平的创造性品格。     

“一国两制”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一项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用自己独创的“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港澳问题,也必将以这种可行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一) “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以解决台湾问题为出发点,从台湾问题开始,并在“一国两制”的总方针下对台湾的政策比对香港更为宽厚、更为灵活、更为特殊。这样,就